二、艰难创业，不负所托

晋察冀敌后根据地开创，堪称白手起家，创业初期的家底单薄的难以想象。司令部人员少得可伶，只要一盆菜就够吃了，一条炕就够睡了。区区3000人的部队却连生存都难以保证，在深秋初冬开始飞雪的五台山，由于没有稳定的供给来源，许多指战员没有棉衣，赤脚穿着草鞋，部队吃了今天没有明天，救治伤员连起码的棉花和绷带都极度缺乏。部队所到地区，一片混乱，社会秩序荡然无存，曾经的政权机构均已瓦解，人民情绪惶恐不安，到处弥漫着悲观绝望的气氛和兵燹之后的荒凉景象。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去创建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在已成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军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聂荣臻曾谈及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态度：“日本军队打了进来，连太原都沦陷了，阎锡山根本没有想到敌后还能搞出什么名堂。”[11]国民党军如是态度不足为奇，而聂荣臻率领的部队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指战员心中无底、缺乏信心。聂荣臻就此坦陈：在最初面临的诸多困难中，“最困难的是要解决能不能建成抗日根据地的问题。”[12]

事实上，中共中央虽然做出了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决策，但也清楚地认识到，日本侵略军远比内战时期的对手更为强大和凶残，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也与内战时创建苏区有很大不同。因此，在迈出开辟敌后根据地的最初一步时，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非常谨慎，仅派出聂荣臻率领的一支3000人的偏师深入敌后。这种有节制的力量投入说明，党中央赋予聂荣臻任务具有明显的战略尝试的色彩。一方面，党中央期待聂荣臻所部能不辱使命，在敌后开创一个新局面；另一方面，对其可能遭受的挫折也不无顾虑。毛泽东后来曾多次告诫全党，要高度警惕抗日根据地得而复失的可能性：“由于我之领导错误或敌之强大压力的结果，可以使上述情形发生相反的变化，即根据地化为游击区，游击区化为敌之比较稳固的占领地。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值得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特别警戒。”[13]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聂荣臻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其卓越的领导力和创造性，超预期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创建敌后根据地的使命任务。

受命之初，聂荣臻就意识到：“我们虽然最初选中了五台山，但并不孤零零地只搞一个五台山。仅仅局限于五台山，那就没有广阔的回旋余地。”[14]显然，聂荣臻一开始就未将视野局限于五台山一隅，而是将眼光投放在更为广大的地区。基于这一宏大企图，聂荣臻抓住日军正集中力量长驱直进，后方空虚的有利时机，大胆用兵，将3000人的部队分散部署，大刀阔斧地向五台山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拓展，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壮大部队并收复了大片失地，使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据任弼时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统计：至1937年12月底，八路军总共新编了24个团，其中第115师3个团、第120师5个团、第129师2个团、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增加了1个特务团和1个炮兵团，而聂荣臻部新编了12个团，[15]成为八路军中实力增长最快的部队。鉴于晋察冀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和新局面的形成，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于11月7日公开宣布，正式成立聂荣臻为首的晋察冀军区。随即又宣告正式成立了晋察冀军区下属的四个军分区。需要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在10月下旬部署聂荣臻所部留在敌后之时，就有了成立晋察冀军区和若干军分区的腹案，但却没有公开宣布。此时公开和正式打出晋察冀军区和所属军分区的旗号，意味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看来，聂荣臻所部已经在敌后站稳了脚跟，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业已初步形成，最初的偏师已经壮大为拥有相当实力的抗日劲旅。对晋察冀根据地及部队的超预期的发展，朱德和彭德怀等八路军首长兴奋不已，于11月13日欣喜地报告党中央：“晋察冀军区工作扩大，且发展前途极大”。[16]

1937年11月下旬，日军对刚刚创建的晋察冀根据地展开 8 路围攻。晋察冀根据地军民迎来了与日军的第一次严重较量，并于12月下旬迫使日军全线撤退。这次较量是对晋察冀根据地的一次大考，其结果证明，晋察冀根据地具备了抗击日军大规模进攻的能力。1938年2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谈话时信心满满地指出：已经拥有1200万人口的晋察冀根据地，“是一个极大的抗战的堡垒。……第八路军在这里已经立稳了脚跟，虽然敌人正在加紧进攻这个区域，但要驱逐他们是不可能的，歼灭更不可能”。[17]

到1938年10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经扩大到有72个县、12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拥有县城数十座，党员7万人左右，武装力量10万人以上，农、工、青、妇等抗日群众团体会员100万人，建立了抗日民主的新的社会秩序，成为华北抗战的坚强堡垒。[18]

实践证明，党中央知人善任，而聂荣臻不负重托，领导晋察冀根据地军民超预期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使命任务，为八路军各部大举挺进敌后、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树立了一个典范和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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