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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先行者

——聂荣臻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

文/贺新城

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个具有全局战略意义的伟大创举。这个立意宏大的战略举措，不仅回答了敌强我弱条件下人民军队如何进行抗战、中国抗日战争如何才能持久等重大战略问题，而且将敌后变成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中日战争的既有格局，造就出敌后与正面两个战场相互呼应的新局面。在创建敌后根据地的过程中，聂荣臻敢为人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晋察冀军民成功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超预期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使命任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一、天降大任，甘为前驱

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构想产生于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但在八路军出师之初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投入作战，在战役战斗上直接配合友军的防御作战，还来不及将挺进日军深远后方，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设想立即付诸实施。因此，中共中央最初计划将全部兵力集中部署于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在沿平汉路南进和沿平绥路西进之敌的侧翼展开游击战。由于当时该区域还处于双方战线的我方一侧，所以八路军的行动具有内线作战的鲜明特征，即便是对日军的袭击，也是在其进攻路线的侧翼或浅近后方的战术行动，本质上仍属于正面防御作战的组成部分，还不能看作是战略性的向敌后挺进。诚如彭德怀所言：八路军在“这一时期（指出师山西至太原失守期间）基本上是正面作战，配合友军，打击敌人，尽量削弱敌人，争取时间的延长。”[1]

然而，正当八路军各部按照上述部署赶赴战区前线之际，华北战场的形势急剧恶化。9月中旬，沿平绥路西进的日军攻占了晋北重镇大同后，以忻口和太原为目标大举南下。与此同时，另一路日军也开始沿平汉路南下，极有可能在占领石家庄后，转而沿正太路西进，配合同蒲路南下的日军夺取会攻太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敏锐地预见了日军的企图和战场形势可能的变化，及时指出：“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上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2]

基于这一超前判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未雨绸缪，于 9月中下旬连电八路军总部，提出新的战略构想，即：将原定三个师集中于冀察晋绥交界地区作战的计划，改为各部适时向南向西转移，分散于恒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个新的战略构想对八路军摆脱日军即将形成的大迂回大包围，保持战略主动地位，建立党我军领导下的真正独立自主的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重大战略调整中，首次将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提上了日程。9月23日，毛泽东指示：“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区域之一，现在就宜加紧准备，不宜迟缓。”[3]9月24日，毛泽又致电要求：“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于五台山脉。……该处应设置军政委员会一类的领导机关，应选择能独立领导党政军各方面之干部，应立即开始普遍地组织地方支队（部）及群众组织，在半个月内应全部布置完毕，并表现初步成绩。”毛泽东特别强调，五台山脉的“一切工作应在敌占太原的设想下作出布置”。[4]这就是说，毛泽东此时已经将在晋东北五台山地区创建敌后根据地的设想提上了日程。

10月20日，鉴于战场局势如预料般地急剧恶化，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同蒲路忻口方向及正太路娘子关方向的防御崩溃在即，为避免主力被敌隔断的危险，除留杨成武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外，八路军总部及第 115 师主力应立即向正太路以南转移。[5]次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八路军总部，专门就在五台山及晋察冀地区开辟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作出进一步指示，要求留在敌后的部队要准备长时期独立自主地活动于冀察晋三省交界地区，为此，要速即配备军政高级干部以加强领导，还应给予一个明确的政治与军事上的纲领。[6]

综上所述，毛泽东不仅及时提出了开辟晋察冀敌后根据地的任务，而且明确要求该敌后根据地的创建，必须立足于独立自主，着眼于长期坚持，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配备一个军政兼优、能够独当一面的高级领导干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要求，10月25 日，八路军总部报请中共中央同意，任命聂荣臻为开辟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负责人。10月28 日，八路军总部和第115师主力离开五台南下，聂荣臻则临危受命，率少数部队留在五台山地区，开始了独立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辉煌历程。

相对当时八路军各部的任务而言，聂荣臻所部担负的任务最特殊，条件更恶劣，环境更凶险。其一，按照新的战略部署，八路军各部分别承担在山西四角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其中晋东南、晋西北和晋西南根据地的创建，分别由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承担，而负责开辟晋东北抗日根据地的聂荣臻所部，加在一起只有约三千人。诚如聂荣臻所言：“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区开展工作，这点力量是很单薄的。”[7]

其二，虽然各个部队承担的任务的都是开辟抗日根据地，但至少在初期，此根据地与彼根据地所处的环境大相径庭。八路军三个师主力奉命开辟的根据地虽都位于战区一线、面敌而立，有的还两面或三面受敌，但在创建之初都至少有一面与我后方相接或与友军相邻。而晋察冀根据地孤悬敌后、四面受敌，与我之后方完全隔绝，是不折不扣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毛泽东曾就各抗日根据地的所处环境的不同指出：“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地区，后者例如晋西北地区。”[8]由此可见，晋察冀根据地所处环境最为险恶，创建根据地的难度也远超其它。

几十年后，聂荣臻对自己受命时的心态仍记忆犹新：“在被隔绝的敌后建立一个抗战的堡垒，我对面临的困难是有足够估计的。……自从我二十年代投身革命之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党中央身边工作，可以经常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具体的指导和帮助。现在，自己带着一批同志留在了被隔绝的敌后，而负责开辟的这块根据地又是这样靠近敌人的心脏地区，必须多思考，反复领会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谨慎从事。”[9]在送走南下的八路军总部和第 115 师主力后，聂荣臻面对绵延的五台山提笔立誓：“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10]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重大历史节点，聂荣臻敢为人先，率偏师勇闯敌后，承担起最为艰险而又最具战略价值的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历史重任，成为打开敌后抗战新局面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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