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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先行者

——聂荣臻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

文/贺新城

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个具有全局战略意义的伟大创举。这个立意宏大的战略举措，不仅回答了敌强我弱条件下人民军队如何进行抗战、中国抗日战争如何才能持久等重大战略问题，而且将敌后变成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中日战争的既有格局，造就出敌后与正面两个战场相互呼应的新局面。在创建敌后根据地的过程中，聂荣臻敢为人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晋察冀军民成功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超预期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使命任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一、天降大任，甘为前驱

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构想产生于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但在八路军出师之初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投入作战，在战役战斗上直接配合友军的防御作战，还来不及将挺进日军深远后方，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设想立即付诸实施。因此，中共中央最初计划将全部兵力集中部署于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在沿平汉路南进和沿平绥路西进之敌的侧翼展开游击战。由于当时该区域还处于双方战线的我方一侧，所以八路军的行动具有内线作战的鲜明特征，即便是对日军的袭击，也是在其进攻路线的侧翼或浅近后方的战术行动，本质上仍属于正面防御作战的组成部分，还不能看作是战略性的向敌后挺进。诚如彭德怀所言：八路军在“这一时期（指出师山西至太原失守期间）基本上是正面作战，配合友军，打击敌人，尽量削弱敌人，争取时间的延长。”[1]

然而，正当八路军各部按照上述部署赶赴战区前线之际，华北战场的形势急剧恶化。9月中旬，沿平绥路西进的日军攻占了晋北重镇大同后，以忻口和太原为目标大举南下。与此同时，另一路日军也开始沿平汉路南下，极有可能在占领石家庄后，转而沿正太路西进，配合同蒲路南下的日军夺取会攻太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敏锐地预见了日军的企图和战场形势可能的变化，及时指出：“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上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2]

基于这一超前判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未雨绸缪，于 9月中下旬连电八路军总部，提出新的战略构想，即：将原定三个师集中于冀察晋绥交界地区作战的计划，改为各部适时向南向西转移，分散于恒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个新的战略构想对八路军摆脱日军即将形成的大迂回大包围，保持战略主动地位，建立党我军领导下的真正独立自主的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重大战略调整中，首次将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提上了日程。9月23日，毛泽东指示：“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区域之一，现在就宜加紧准备，不宜迟缓。”[3]9月24日，毛泽又致电要求：“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于五台山脉。……该处应设置军政委员会一类的领导机关，应选择能独立领导党政军各方面之干部，应立即开始普遍地组织地方支队（部）及群众组织，在半个月内应全部布置完毕，并表现初步成绩。”毛泽东特别强调，五台山脉的“一切工作应在敌占太原的设想下作出布置”。[4]这就是说，毛泽东此时已经将在晋东北五台山地区创建敌后根据地的设想提上了日程。

10月20日，鉴于战场局势如预料般地急剧恶化，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同蒲路忻口方向及正太路娘子关方向的防御崩溃在即，为避免主力被敌隔断的危险，除留杨成武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外，八路军总部及第 115 师主力应立即向正太路以南转移。[5]次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八路军总部，专门就在五台山及晋察冀地区开辟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作出进一步指示，要求留在敌后的部队要准备长时期独立自主地活动于冀察晋三省交界地区，为此，要速即配备军政高级干部以加强领导，还应给予一个明确的政治与军事上的纲领。[6]

综上所述，毛泽东不仅及时提出了开辟晋察冀敌后根据地的任务，而且明确要求该敌后根据地的创建，必须立足于独立自主，着眼于长期坚持，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配备一个军政兼优、能够独当一面的高级领导干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要求，10月25 日，八路军总部报请中共中央同意，任命聂荣臻为开辟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负责人。10月28 日，八路军总部和第115师主力离开五台南下，聂荣臻则临危受命，率少数部队留在五台山地区，开始了独立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辉煌历程。

相对当时八路军各部的任务而言，聂荣臻所部担负的任务最特殊，条件更恶劣，环境更凶险。其一，按照新的战略部署，八路军各部分别承担在山西四角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其中晋东南、晋西北和晋西南根据地的创建，分别由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承担，而负责开辟晋东北抗日根据地的聂荣臻所部，加在一起只有约三千人。诚如聂荣臻所言：“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区开展工作，这点力量是很单薄的。”[7]

其二，虽然各个部队承担的任务的都是开辟抗日根据地，但至少在初期，此根据地与彼根据地所处的环境大相径庭。八路军三个师主力奉命开辟的根据地虽都位于战区一线、面敌而立，有的还两面或三面受敌，但在创建之初都至少有一面与我后方相接或与友军相邻。而晋察冀根据地孤悬敌后、四面受敌，与我之后方完全隔绝，是不折不扣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毛泽东曾就各抗日根据地的所处环境的不同指出：“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地区，后者例如晋西北地区。”[8]由此可见，晋察冀根据地所处环境最为险恶，创建根据地的难度也远超其它。

几十年后，聂荣臻对自己受命时的心态仍记忆犹新：“在被隔绝的敌后建立一个抗战的堡垒，我对面临的困难是有足够估计的。……自从我二十年代投身革命之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党中央身边工作，可以经常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具体的指导和帮助。现在，自己带着一批同志留在了被隔绝的敌后，而负责开辟的这块根据地又是这样靠近敌人的心脏地区，必须多思考，反复领会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谨慎从事。”[9]在送走南下的八路军总部和第 115 师主力后，聂荣臻面对绵延的五台山提笔立誓：“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10]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重大历史节点，聂荣臻敢为人先，率偏师勇闯敌后，承担起最为艰险而又最具战略价值的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历史重任，成为打开敌后抗战新局面的先行者。

二、艰难创业，不负所托

晋察冀敌后根据地开创，堪称白手起家，创业初期的家底单薄的难以想象。司令部人员少得可伶，只要一盆菜就够吃了，一条炕就够睡了。区区3000人的部队却连生存都难以保证，在深秋初冬开始飞雪的五台山，由于没有稳定的供给来源，许多指战员没有棉衣，赤脚穿着草鞋，部队吃了今天没有明天，救治伤员连起码的棉花和绷带都极度缺乏。部队所到地区，一片混乱，社会秩序荡然无存，曾经的政权机构均已瓦解，人民情绪惶恐不安，到处弥漫着悲观绝望的气氛和兵燹之后的荒凉景象。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去创建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在已成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军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聂荣臻曾谈及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态度：“日本军队打了进来，连太原都沦陷了，阎锡山根本没有想到敌后还能搞出什么名堂。”[11]国民党军如是态度不足为奇，而聂荣臻率领的部队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指战员心中无底、缺乏信心。聂荣臻就此坦陈：在最初面临的诸多困难中，“最困难的是要解决能不能建成抗日根据地的问题。”[12]

事实上，中共中央虽然做出了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决策，但也清楚地认识到，日本侵略军远比内战时期的对手更为强大和凶残，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也与内战时创建苏区有很大不同。因此，在迈出开辟敌后根据地的最初一步时，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非常谨慎，仅派出聂荣臻率领的一支3000人的偏师深入敌后。这种有节制的力量投入说明，党中央赋予聂荣臻任务具有明显的战略尝试的色彩。一方面，党中央期待聂荣臻所部能不辱使命，在敌后开创一个新局面；另一方面，对其可能遭受的挫折也不无顾虑。毛泽东后来曾多次告诫全党，要高度警惕抗日根据地得而复失的可能性：“由于我之领导错误或敌之强大压力的结果，可以使上述情形发生相反的变化，即根据地化为游击区，游击区化为敌之比较稳固的占领地。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值得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特别警戒。”[13]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聂荣臻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其卓越的领导力和创造性，超预期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创建敌后根据地的使命任务。

受命之初，聂荣臻就意识到：“我们虽然最初选中了五台山，但并不孤零零地只搞一个五台山。仅仅局限于五台山，那就没有广阔的回旋余地。”[14]显然，聂荣臻一开始就未将视野局限于五台山一隅，而是将眼光投放在更为广大的地区。基于这一宏大企图，聂荣臻抓住日军正集中力量长驱直进，后方空虚的有利时机，大胆用兵，将3000人的部队分散部署，大刀阔斧地向五台山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拓展，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壮大部队并收复了大片失地，使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据任弼时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统计：至1937年12月底，八路军总共新编了24个团，其中第115师3个团、第120师5个团、第129师2个团、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增加了1个特务团和1个炮兵团，而聂荣臻部新编了12个团，[15]成为八路军中实力增长最快的部队。鉴于晋察冀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和新局面的形成，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于11月7日公开宣布，正式成立聂荣臻为首的晋察冀军区。随即又宣告正式成立了晋察冀军区下属的四个军分区。需要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在10月下旬部署聂荣臻所部留在敌后之时，就有了成立晋察冀军区和若干军分区的腹案，但却没有公开宣布。此时公开和正式打出晋察冀军区和所属军分区的旗号，意味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看来，聂荣臻所部已经在敌后站稳了脚跟，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业已初步形成，最初的偏师已经壮大为拥有相当实力的抗日劲旅。对晋察冀根据地及部队的超预期的发展，朱德和彭德怀等八路军首长兴奋不已，于11月13日欣喜地报告党中央：“晋察冀军区工作扩大，且发展前途极大”。[16]

1937年11月下旬，日军对刚刚创建的晋察冀根据地展开 8 路围攻。晋察冀根据地军民迎来了与日军的第一次严重较量，并于12月下旬迫使日军全线撤退。这次较量是对晋察冀根据地的一次大考，其结果证明，晋察冀根据地具备了抗击日军大规模进攻的能力。1938年2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谈话时信心满满地指出：已经拥有1200万人口的晋察冀根据地，“是一个极大的抗战的堡垒。……第八路军在这里已经立稳了脚跟，虽然敌人正在加紧进攻这个区域，但要驱逐他们是不可能的，歼灭更不可能”。[17]

到1938年10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经扩大到有72个县、12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拥有县城数十座，党员7万人左右，武装力量10万人以上，农、工、青、妇等抗日群众团体会员100万人，建立了抗日民主的新的社会秩序，成为华北抗战的坚强堡垒。[18]

实践证明，党中央知人善任，而聂荣臻不负重托，领导晋察冀根据地军民超预期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使命任务，为八路军各部大举挺进敌后、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树立了一个典范和样板。

三、勇于探索，求实创新

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是一个求真务实、大胆创新的过程。这种创新精神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上表现的尤为突出。作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先行者，聂荣臻在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上，表现出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把握机会的能力。

还在受命之初，聂荣臻就已经开始考虑敌后抗日政权的建设问题。当时，晋察冀地区原有的国民党政权已经全面瓦解，八路军进入后，各地以“动员委员会”、“救国委员会”、“自卫委员会”名义，成立了一些应急性质和半政权性质的基层行政组织。聂荣臻认为，要想适应晋察冀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尽快将这些半政权组织改造为真正意义的政权机构，尤其要尽快组建边区最高层级的抗日民主政权，使之成为能够统一领导全边区施政工作的中枢。

在要不要建立晋察冀边区最高政权的问题上，中共党内基于对国共关系的考虑，存在着坚决反对、谨慎推进和果断实施三种不同意见。时任中共长江局书记的王明，以不要刺激国民党为由，极力反对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19]八路军总部领导的意见是：晋察冀根据地当前政权工作的中心是改造基层政权组织，“冀察晋边区政府稍迟再成立为宜。”[20]而聂荣臻则认为，国民党阎锡山固然对中共建立政权心存忌惮，但却不能也不敢否认八路军在敌后光复地区建立中国人自己政权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这种复杂心态，客观上为边区政府的建立及其合法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我党我军应抓住机会迅即成立边区政府。

1937年11月8日，聂荣臻在给上级的请示报告中急切地表示：“晋察冀既成立军区，政权亦应有统一之组织。我意即成立晋察冀临时行政委员会，下分财政、民政、交通、经济、文化、锄奸等处。即以阎锡山委派之行政委员宋邵文担任主席。”[21]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完全赞同聂荣臻的建议，在取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认可后，于 11 月 16 日指示：“在晋察冀全区……立即筹备边区政府的建立”。[22]

一俟中央批准，聂荣臻立即着手边区政府的筹备工作。1938年1月15日，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宣告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是中共领导建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政权，也是抗战时期唯一得到国民政府承认的边区政府。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一重大政治成果，首先要归功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时也与聂荣臻等人善于把握战略机遇有着直接的关系。事实证明，聂荣臻号准了国民党尤其是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脉搏，把握住了建立边区政府的战略机遇。

除了善于把握机遇的能力之外，聂荣臻在根据地政权建设及其施政方针问题上，还表现出成熟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政策水平。

土地革命战争战争时期，我党我军就有过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丰富经验和成功实践。然而，在晋察冀根据地创建之初，各地工作中曾出现过沿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打土豪”的做法，甚至把五台县阎锡山的家也抄了。这种情况表明，在敌后建立什么性质的政权和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是摆在全党全军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全新课题。

对此，聂荣臻以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深刻理解，告诫“那些头脑发热帮倒忙的同志们”，“立即停止盲目的做法。”[23]聂荣臻提出：此一时彼一时，在新的抗日战争条件下，要及时转变思想，充分认识“战争性质变了，社会基础变了，我们的政策也必须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化”，并要求边区领导机关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必须“注意到接受内战时期‘左’倾错误的教训，尽量把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最广泛地团结起来。”[24]

聂荣臻的理念和主张在各级政府的组成及其各项政策中得到了切实贯彻，形成了从边区到县、区、村各级经民选产生的、包含各党派各阶层抗日人士广泛参与的极具包容性的政权体系。在边区政府的施政方面，制定并实行了符合边区实际情况、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覆盖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司法、文化、群众工作等各个方面的方针和政策。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完整政权体系的形成，以及各项政策法令的制定，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如何组建的诸多具体问题，为在抗日战争条件下建设新型敌后抗日政权树立了一个样板、闯出了一条新路。

对聂荣臻领导下晋察冀根据地取得的辉煌成就，党中央极为满意、备加赞赏。1938年10月2日，毛泽东等致电聂荣臻：“冀察冀边区已成为华北根据地之一及沦陷区民众抗日斗争的导标”。[25]10月5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也致电指出：“全会完全同意边区党委所执行的坚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并在这个方针下，依靠全党全军的努力，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26] 

参考文献：

[1]彭德怀：《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1941年3月28日）.

[2]毛泽东致八路军总部：《关于敌情判断及我之战略部署》（1937年9月17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 47页.

[3]《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3页.

[4]毛泽东的电报：《在日军占太原的设想下布置五台山脉游击战争》（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5页.

[5]毛泽东致八路军总部：《日军占领太原后的作战部署》（1937年10月20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第 87 页.

[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89 页.

[7]《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 289～290页.

[8]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第253页.

[9]《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05年，第 295页.

[10]《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 295页.

[11]《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05 年，第305页.

[12]《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293页.

[13]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第 249页.

[14]《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 297页.

[15]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38年 2月18日）；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68页.

[16]中共中央未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第712页.

[17]毛泽东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1938年2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第171页.

[18]聂荣臻：《关于晋察冀边区六年来的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43 年）；谢忠厚、肖银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改革出版社1992年，第8页.

[19]《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 309页.

[20]谢忠厚、肖银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改革出版社1992年，第52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98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99页.

[23]《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187页.

[24]《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 294页.

[2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

[26]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档案馆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6页。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