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强调从作战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各种战略战术

聂荣臻自到中央红军后，亲眼看到毛泽东巧妙指挥的胜仗，逐步树立起"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游击战与运动战有机配合"等因敌制宜、因地制宜的作战指导思想[13]。

针对临时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推行死守硬拼的作战方针造成的被动局面，聂荣臻明确指出，"防线太宽，守兵薄弱，弹药缺乏，攻势不坚固，故结果处处薄弱，均易被敌攻破"，提出应"用运动战歼灭敌人"的不同意见。建议"应诱敌和放敌大踏步前进，以便我主力在敌运动中消灭之"。[14］但未被接受。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装备、训练精良的侵华日军，聂荣臻要求晋察冀部队"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尽量发现和制造敌人的弱点，攻击它的弱点，以达到消灭敌人，发展自己的目的"[15]，有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法，进一步丰富了我军战略战术的内容。

首先，要求各部队和地方武装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道战、地雷战等多种战法，不断消耗敌人的兵员、装备和物资，削弱其对占领区的控制，为根据地发展创造条件。1937年10月，他曾指挥一一五师独立团以奇袭手段击溃收复涞源、广灵、蔚县等多个县城，又对再占涞源的日军采取围困战，断其交通，截其补给，阻其援兵，使其不得不狼狈退出根据地。在1938年春发动的破袭战中，唐县农民共割敌电线1万多斤，使日军电话一度中断；曲阳城南村群众将一段铁轨钉子拔除，造成一辆军用列车出轨掉进河沟，使车上70多日本兵被砸死。

其次，提出"不只要打游击战，还要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对孤军深入根据地的日军，聂荣臻指出，由于"我方民众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敌人的给养，不能就地取得，必须随军携带"，势必"增加部队的滞笨性","在山地区域里，不但其机械化武器大半失掉作用，而且部队的转移运用也感到极大的困难。""经常举行山地袭击与伏击，有计划地根据地形、敌情，适当部署，不难消灭敌之一部或全部"。[16]为此，他亲自指挥部队捕捉战机，运用伏击战和运动战，先后取得齐会、上下细腰涧、大龙华、陈庄等一系列战斗胜利，其中1939年11月在黄土岭战斗中歼灭日军精锐900多人，击毙敌酋阿部规秀中将，使华北日军大为震惊。

其三，提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策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将主要兵力投到敌后战场，频繁发动"扫荡"，大量挖沟筑垒，步步向我根据地腹地推进。聂荣臻抓住日军"扫荡"面宽线长、后方兵力不足的弱点，要求部队和地方武装：在敌分路合击时，"必须把游击战争开展到敌人的后方去，到'敌后之敌后'去"，对"敌后反复袭扰，不断的疲劳敌人"，使敌人首尾难以相顾，无力继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17]当冀中根据地遭敌五一大"扫荡"，冀中大部沦为敌占区和游击区，北岳区粮食供应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聂荣臻从战略高度对晋察冀各地区反"扫荡"作战提出要求："如敌人进攻一区，其他区应积极在敌后活动，以牵制敌人，免被敌人各个击破"。据此，冀中主力部队突围到晋西北坚持斗争，北岳区以近一半部队组成几十支武工队，在"敌后之敌后"积极开展军事和政治攻势，打击敌伪军及其政权；冀东区部队跳到外线后，一举将滦河以东丢失的根据地恢复四分之三。这些行动，迫使日军不得不从冀中撤兵增援。至1943年底，华北日酋冈村宁次不得不公开承认这次"扫荡"以失败告终。[18]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我军转入战略反攻，聂荣臻率先提出作战方式由运动战向攻坚战转变的必要性。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提出"不斤斤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是正确的，如晋察冀放弃了几十座城市，迫使敌人不得不分兵把守。当我军在运动战中不断歼灭敌人，使敌强我弱、敌攻我守的战争态势发生变化，收复大中城市的条件渐趋成熟的形势下，他指示晋察冀野战军通过新式练兵运动，努力提高攻克敌坚固设防城市的能力。1947年10月下旬，聂荣臻在我军以运动战歼灭华北国民党军主力第三军后，果断指挥部队乘胜拿下石家庄，开创了解放战争中攻克敌坚固设防大中城市的先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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