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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建军90周年学术研讨会征文

聂荣臻对中国共产党军事理论的卓越贡献

文/王湘江

聂荣臻自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先是和叶挺等被派往苏联红军学校学习军事，回国后到黄埔军校任教，打下扎实的军事理论基础，后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独当一面地领导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国防建设，实践中，他注意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人民军队战略战术及国防建设等提出许多真知灼见，为丰富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军事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最早提出以革命武装反击反革命武装，认为这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必由之路

聂荣臻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认识到必须建立革命武装、反击反革命武装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26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时，他和周恩来等一批中共领导人就主张武力反击，以维护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地位。"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发生后，他明确指出：在那样残暴的敌人面前，"被压迫的人民群众自己如果没有武装，就没有一切。"进而提出："只有坚决地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并且要紧紧地掌握武装力量，不让反革命势力抢劫革命的果实"。[1]

与此同时，他积极参加建立革命武装的勇敢尝试。1927年7月下旬，聂荣臻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积极参与起义的筹划和准备工作，亲赴马回岭，将由叶挺独立团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25师第73团及第75团、第74团一部拉到南昌加入起义军，并担任了第11军党代表。尽管在敌重兵围攻下起义军南下作战失利，但为我党的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教训。此后，聂荣臻又以广东军委领导人身份参与领导了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由于准备工作不够充分，敌我力量悬殊，这次起义也失败了。经过20天的痛苦思索，聂荣臻认真总结了起义的经验教训，指出：广州起义是我党旗帜鲜明地领导的又一次武装起义，并总结了这次起义与南昌起义不同的六个鲜明特色，还就军事指挥、赤卫队的军事训练、军事技术人才的培训、俘虏兵的改造，侦察、退却、巷战等战术技术问题系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2]他以参与领导两次起义的深切体会，为我党得出关于建立革命武装反击反革命武装这一正确认识，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对于这一时期聂荣臻等党内有识之士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积极探索，毛泽东曾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给予高度评价，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重要的时期。"

二、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把建设根据地作为坚持斗争的首要课题

对中国社会状况的了解和参与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使聂荣臻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95％以上是农民。因此，"中国的革命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也就是农民战争。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不能有一时一刻脱离广大的农民同盟军"。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建立乡村的革命政权，创造革命根据地，高举红旗坚持革命斗争。"[3]为得出这一正确认识，聂荣臻曾进行了不懈的求索。

1927年11月，南昌起义失利不久，聂荣臻就向中共中央建议，由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闯进湖南去，与湘农民会合"[4]，利用那里开展农民运动的良好基础，壮大队伍，以图发展。由于党内思想不统一，这一想法未能被采纳。1928年初，聂荣臻在总结广州起义教训时认为，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不注意建立根据地。[5]应"迅速地把起义部队从城市拉出来，转移到农村去发展游击战争"。1932年他担任红1军团政委后，率领部队为中央根据地建设做出不懈的努力。

有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和理论积淀，聂荣臻把根据地建设思想与抗日战争实际紧密结合，使这一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创造性发展。1937年11月，当他率部挺进晋察冀边区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这里孤悬敌后，得不到任何支援，处在日寇控制的北平、张家口、保定、石家庄等重要城市以及平汉、同蒲、正太等几条铁路干线之间，便于敌人调动，我军易于遭受攻击。如何能在这里站住脚？聂荣臻经分析认为，日军大举南侵，战线过长，华北沦为敌后却普遍未建立敌伪政权；敌人残害百姓，必然激起民众的仇恨，这是我军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有利的条件。[6]为此，他主要采取了四条措施：

首先，抓紧建立地方政权。聂荣臻提出，"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除了建立武装部队之外，我们更积极地恢复地方的政权。"他指示各部队利用八路军战地动员在国民政府的合法身份，广泛接管或成立乡村政权，仅1年多时间就建立起8千个乡村政权。在此基础上，于1938年1月在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上选出由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组成的边区政府，这是共产党在敌后领导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在边区各级政权发动下，群众性抗日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八路军不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其次，大力发展人民武装。聂荣臻提出"八路军是边区的创造者，无八路军则无边区"的号召，将部队分别派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以连续不断打鬼子的胜仗，激励群众的抗战热情，各乡村政权因势利导开展招兵动员，使扩军任务顺利完成。同时抓紧改造众多的当地武装，对党员基础较好的抗日武装及时改编为八路军；对一些成分复杂的武装派人前去摸底做工作，适时进行改编；对欺压百姓、抗日立场动摇的杂色武装，果断进行武力解决，对其广大下层人员进行收。很快发展起八路军第三纵队、晋察冀军区第三、第五支队等一批新部队。此外还派出红军骨干到各县组建游击支队，支持乡、村建立民兵组织。通过实行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系，确保主力部队源源不断地得到兵员补充，为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其三，通过政策满足农民的利益，争取广大群众支持抗战。为调动一切抗日力量，聂荣臻主持制定一系列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变红军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为"实行'二五减租'和'一分减息'"政策，将地主的地租由农民收获的2/3以上减为1/3左右，将大大超过本金的贷款年息减至不超过10%，既调动了贫苦农民的抗战积极性，也得到地主、富农的支持。

其四，首创平原根据地。聂荣臻在创建晋察冀根据地过程中，从宏观上对根据地建设谋篇布局，强调山地是依托，平原是粮仓，两者"互相支持和互为依托"。针对那种在日军拥有机械化部队等"优越的作战条件"下"平原的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的"观念，他指出，地形与群众相比，人民群众是更为重要的条件。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平原也可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平原村庄多，道路多，树木多，便于敌人调动，也便于我们隐蔽；普遍挖掘深壕，可克服敌机械化部队的优势，便于我军"接近敌人，袭击敌人"；只要依靠"广大群众的掩护，侦察敌情，对敌封锁我方消息，"与山区相互支援，就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7]根据这一思想，冀中根据地顺利建立。该地粮食源源不断地供应了北岳区的军需民用，北岳区多山的地形，掩护了冀中部队在强敌"扫荡"时进行规避机动。

到1939年晋察冀根据地已拥有72个县，面积达10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余万，被党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并提供了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成功经验。

三、坚持政治建军原则，为人民军队注入红色军魂

聂荣臻很早就认识到政治工作对于建立新型军队的重要性。1925年，他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时，曾以东征军和苏联红军分别战胜装备精良的军阀部队和白军的事例，论述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发表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刊物《黄埔潮》第五期上。他认为，军队取胜的条件除了物质和技术方面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精神方面"，认为军队通过政治工作焕发出的战斗精神，是更为强大的战斗力；指出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政治教育，唤起士兵的觉悟，"为我们自己求解放而斗争"。[8]

此后，聂荣臻先后在我军多个领导岗位任职，他结合自己领导的部队和地区实际，对如何开展政治工作进行了不懈探索，使政治工作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聂荣臻把树立革命军人的理想信念作为军队战斗力生成的重要因素，高度重视，常抓不懈。在红1军团担任政委期间，他把政治工作主要精力放在基层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信念教育上。他认为：让每个战士知道，当红军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了苏维埃新中国","了解革命是自己分内的事"，并使这些认识上升为指战员们的阶级觉悟、终生为之奋斗的革命目标，才能在战场上转化为英勇顽强、压倒敌人的士气。他指出，"懂得为谁而战"的阶级觉悟，要"靠平时经常的基本的和时事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取得。[9]他回忆："在中央根据地经常挤时间上政治课或识字课。歌天天唱，尤其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有晚会常有舞蹈。列宁室有机会就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一驻下整训，单杠、木马军事体育活动就展开了。"政治教育已成为红军主要的军营文化。

聂荣臻非常重视战时政治工作。他认为"政治工作必须明确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在我军人员、装备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更应"发挥战时政治工作的顽强性不间断性"。作战前，要进行战斗动员，鼓舞士气；作战中，要开展阵前喊话，瓦解敌军士气。他要求政治干部要学会在各种战斗情况下，如部队开进或集结，进攻或反攻，防御或撤退，战斗结束时，如何做政治工作。他特别指出，党员干部的以身作则，是政治思想工作起作用的关键。"从在中央根据地开始，我们每一仗下来，党团员伤亡数常常占伤亡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甚至百分之五十。我们的干部和党团员绝大多数真正做到了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这是非无产阶级军队所无法具备的。[10]

聂荣臻善于通过树立战时先进典型，振奋我军斗志。针对红一师一团在三岬嶂战斗中的英勇表现，他在1934年3月4日为《红星报》撰文《把第一团顽强抗战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下去》大力宣扬，指出：红1团之所以能"以一营兵力，扼止了敌人一师之众，"是因为"红色战士都有最高的阶级觉悟，愿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为此，他强调，红1团顽强抗战的精神，应当是我们的模范！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表彰了在上、下细腰涧战斗中"不顾一切牺牲，最坚决地把深入的敌人歼灭"的平山团指战员；为掩护党政机关和大部队突围，把日军引上狼牙山，英勇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等一批学习楷模。

针对抗战时期我军高度分散的情况，聂荣臻坚决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认为这是我军的灵魂和政治特色，也是与敌军的最大区别。他指出：我们在晋察冀"组织起来的任何武装，都是党领导下的武装。"强调要保证"政治委员制度与政治机关的建立与健全，保证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保证各种政策的彻底执行，保证部队的坚固团结与坚决执行命令"；各级政治机关要通过整顿，加强党组织建设，从根本上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支部应"在所有连队中、单位中建立起来，"并起到"堡垒作用","使部队散得开，收得回，不怕打，打不烂"，能适合游击战争最残酷的环境。[11]

聂荣臻还强调："部队文艺工作就是政治工作的一方面"，要求把艺术当作政治工作的"武器"。[12］他领导边区政府和部队创办了《抗敌报》、《抗敌三日刊》、《晋察冀画报》等报刊，成立了抗敌剧社、火线剧社等一批文艺团体，以通俗、活泼的文艺形式，真实地反映边区军民的斗争生活，创作了《李勇大摆地雷阵》、《白毛女》等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在激发部队和民众抗战热情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强调从作战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各种战略战术

聂荣臻自到中央红军后，亲眼看到毛泽东巧妙指挥的胜仗，逐步树立起"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游击战与运动战有机配合"等因敌制宜、因地制宜的作战指导思想[13]。

针对临时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推行死守硬拼的作战方针造成的被动局面，聂荣臻明确指出，"防线太宽，守兵薄弱，弹药缺乏，攻势不坚固，故结果处处薄弱，均易被敌攻破"，提出应"用运动战歼灭敌人"的不同意见。建议"应诱敌和放敌大踏步前进，以便我主力在敌运动中消灭之"。[14］但未被接受。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装备、训练精良的侵华日军，聂荣臻要求晋察冀部队"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尽量发现和制造敌人的弱点，攻击它的弱点，以达到消灭敌人，发展自己的目的"[15]，有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法，进一步丰富了我军战略战术的内容。

首先，要求各部队和地方武装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道战、地雷战等多种战法，不断消耗敌人的兵员、装备和物资，削弱其对占领区的控制，为根据地发展创造条件。1937年10月，他曾指挥一一五师独立团以奇袭手段击溃收复涞源、广灵、蔚县等多个县城，又对再占涞源的日军采取围困战，断其交通，截其补给，阻其援兵，使其不得不狼狈退出根据地。在1938年春发动的破袭战中，唐县农民共割敌电线1万多斤，使日军电话一度中断；曲阳城南村群众将一段铁轨钉子拔除，造成一辆军用列车出轨掉进河沟，使车上70多日本兵被砸死。

其次，提出"不只要打游击战，还要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对孤军深入根据地的日军，聂荣臻指出，由于"我方民众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敌人的给养，不能就地取得，必须随军携带"，势必"增加部队的滞笨性","在山地区域里，不但其机械化武器大半失掉作用，而且部队的转移运用也感到极大的困难。""经常举行山地袭击与伏击，有计划地根据地形、敌情，适当部署，不难消灭敌之一部或全部"。[16]为此，他亲自指挥部队捕捉战机，运用伏击战和运动战，先后取得齐会、上下细腰涧、大龙华、陈庄等一系列战斗胜利，其中1939年11月在黄土岭战斗中歼灭日军精锐900多人，击毙敌酋阿部规秀中将，使华北日军大为震惊。

其三，提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策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将主要兵力投到敌后战场，频繁发动"扫荡"，大量挖沟筑垒，步步向我根据地腹地推进。聂荣臻抓住日军"扫荡"面宽线长、后方兵力不足的弱点，要求部队和地方武装：在敌分路合击时，"必须把游击战争开展到敌人的后方去，到'敌后之敌后'去"，对"敌后反复袭扰，不断的疲劳敌人"，使敌人首尾难以相顾，无力继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17]当冀中根据地遭敌五一大"扫荡"，冀中大部沦为敌占区和游击区，北岳区粮食供应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聂荣臻从战略高度对晋察冀各地区反"扫荡"作战提出要求："如敌人进攻一区，其他区应积极在敌后活动，以牵制敌人，免被敌人各个击破"。据此，冀中主力部队突围到晋西北坚持斗争，北岳区以近一半部队组成几十支武工队，在"敌后之敌后"积极开展军事和政治攻势，打击敌伪军及其政权；冀东区部队跳到外线后，一举将滦河以东丢失的根据地恢复四分之三。这些行动，迫使日军不得不从冀中撤兵增援。至1943年底，华北日酋冈村宁次不得不公开承认这次"扫荡"以失败告终。[18]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我军转入战略反攻，聂荣臻率先提出作战方式由运动战向攻坚战转变的必要性。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提出"不斤斤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是正确的，如晋察冀放弃了几十座城市，迫使敌人不得不分兵把守。当我军在运动战中不断歼灭敌人，使敌强我弱、敌攻我守的战争态势发生变化，收复大中城市的条件渐趋成熟的形势下，他指示晋察冀野战军通过新式练兵运动，努力提高攻克敌坚固设防城市的能力。1947年10月下旬，聂荣臻在我军以运动战歼灭华北国民党军主力第三军后，果断指挥部队乘胜拿下石家庄，开创了解放战争中攻克敌坚固设防大中城市的先例。[19]

五、主张优待敌军俘虏包括遗孤，发挥革命人道主义的攻心作用

面对日军对根据地的猖狂"扫荡"和"蚕食"，聂荣臻以敏锐的洞察力指出其无法弥补的弱点："敌此种紧缩'蚕食'之目的，至今已付重大代价而犹未遂其所欲，且将永不能为所欲"，致使其"厌战、反战之情绪亦继长增高，战斗力亦日趋低落。"[20］对此，他提出："我们进行抗日战争，这中间不只是打仗的问题，还要不失时机地对敌军进行政治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涉及到军心问题。""一旦解除了你的武装，我们就坚决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21]

在他的领导下，晋察冀我军坚决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曾留下一个八路军战士拯救日本小女孩的动人故事。在1940年百团大战攻打日军占领的井陉煤矿时，晋察冀军区第3团战士在战火中救出两个父母双亡的小女孩。聂荣臻为她们安排治伤后，又派人送还日军，并给日本官兵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如同战斗檄文，既文采斐然，又锋芒犀利。

信一开篇就大义凛然地控诉了日本侵略军暴行，指出：四载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损害伤痛，实为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责任完全在日本军阀，"此日阀之万恶之罪行也。"同时阐明抗日战争的正义性质：中国人民本"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接下来，指明日军士兵的出路："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信中还介绍了营救日本小女孩的经过，以及八路军所秉持的"至仁至义"的革命人道主义，和"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的斗争决心。

此信彰显了中华民族"从古知兵非好战"的传统武德精神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在政策攻心方面收到巨大功效。四十年后，寻找当年的两个日本小姑娘的报道一经发表，在中日两国引起巨大反响，幸存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亲自来华感谢救命恩人，许多日本老兵为侵华战争道歉，盛赞八路军的革命人道主义。

在晋察冀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感召下，日军士兵受军阀蛊惑一度顽抗到底的作战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放下武器投降的日本兵逐渐增多，许多日本兵主动要求留在八路军里面，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工作。他们组织起一个"反战同盟"支部，教八路军战士学习用日语战场喊话，教八路军战士使用掷弹筒等武器，利用电话线侦听敌人各据点之间的通话内容，编写日语的反战、劝降传单等。这些人成为八路军中敌工工作的骨干。

六、以优先发展"两弹"的远见卓识，确立新中国的大国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长期领导国防科技工作。他高度重视国防现代化，曾以战略家的眼光，在多种场合指出优先发展"两弹"（即导弹、原子弹）的极端重要性，认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根本保障，"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六十年代初，当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中断援助带来的巨大困难时，以"两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面临下马的重大抉择。针对那种认为"两弹"等尖端项目用钱太多，影响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应不搞或缓搞的意见，聂荣臻联系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因国防落后被动挨打的惨痛教训，指出，必须"大力突击尖端（武器）,'两弹'要尽早过关。""这不但是个军事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最害怕中国人民拥有核武器、火箭武器，中国人民有了这些武器，他们向世界人民的讹诈就彻底地全部破产了。"[22]他同时认为：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掌握原子裂变和热核反应，在各方面利用原子能的最新技术，""制造世界上最新的武器。"他的建议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坚定支持。

面对帝国主义和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对我的技术封锁，聂荣臻高度重视"两弹"科研队伍的建设。他提出：尖端"技术的发展都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下，他先从各条战线抽调一批建国前后从国外知名科研机构回国的科学家到科研部门，又通过外交等部门争取了一批具有爱国心和一流专业知识的科学家回国。在此基础上，先后组建起包括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等一批专家为中坚的导弹研究院，和以钱三强、王淦昌、朱光亚、郭永怀、邓稼先为中坚的原子能研究设计院。他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利用国外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建院方针，放手让海归的专家们担任"两弹"各研究课题的负责人，使各项尖端科研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在"两弹"项目坚持上马的大政方针确定之后，针对国防科研战线太长、资金和人力难以负担的现状，聂荣臻组织国防科委研究确定了"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科研指导方针，明确在资金短缺情况下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排列任务顺序，强调在尖端与常规的关系方面，以尖端为主，争取三年左右突破中程导弹，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争取四年左右时间把原子弹设计制造出来。同时要求其他各部门顾全大局，为重点让路，确保集中全力攻关尖端项目。

为突破"两弹"项目的重重难关，聂荣臻主张集全国之力协同攻关。他认为，"两弹"是近代各种科学技术的高度结晶，其复杂性几乎牵扯到国民经济所有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为此，他在1961年8月向党中央提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组织全国大协作，合力攻关的建议。指出：科研机构、生产部门、高等技术院校和使用单位必须紧密结合，拧成一股劲，全国一盘棋，要搞共产主义协作，互相帮助，新产品、尖端的东西才能搞出来。[23］党中央全力支持他的建议，并决定成立起以周恩来为首，由中央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专门委员会，统一领导协调这项大工程，使以"两弹"攻关为核心的全国大协作进行非常顺利。在聂荣臻和全体科研、军工人员不懈努力下，我国于1964年成功研制出中近程地对地导弹，同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70年4月24日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1971年10月25日中国重返联合国。从此，中国的大国地位得以确立。聂荣臻优先发展"两弹"的思想，成为新中国国防建设理论最重要的篇章。

注释：

[1］聂荣臻：《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399~400页。

[2］聂荣臻：《广州暴动的经验教训》,《聂荣臻军事文选》，第7~13页。

[3］聂荣臻：《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聂荣臻军事文选》,第404页。

[4］聂荣臻：《南昌起义失利后部队情况的报告》,《聂荣臻军事文选》,第5页。

[5]《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83页。[6］聂荣臻：《军事问题报告提纲》,《聂荣臻军事文选》，第114~135

页。

[7］聂荣臻：《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军事文选》，第94~95页。

[8］聂荣臻：《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聂荣臻军事文选》，第1~4页。

[9］聂荣臻：《从现在去认识过去，从过去了解现在》,《聂荣臻军事文选》，第189页。

[10]《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162~168页。

[11］聂荣臻：《武装斗争中的军事建设问题》,《聂荣臻军事文选》，第169页；《军事问题报告提纲》,《聂荣臻军事文选》，第121~125页。

[12］聂荣臻：《关于部队文艺工作诸问题》,《聂荣臻军事文选》，第202~203页。

[13］聂荣臻：《从现在去认识过去，从过去来了解现在》,《聂荣臻军事文选》，第192~198页。

[14］聂荣臻：《用运动战消灭敌人》,《聂荣臻军事文选》，第27~28页。[15］聂荣臻：《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军事文选》，第92~95页。

[16］聂荣臻：《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军事文选》，第92~95页。

[17］聂荣臻：《从现在去认识过去，从过去来了解现在》,《聂荣臻军事文选》，第198页；《在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高干会议上的报告及结论》,《聂荣臻军事文选》，第213页。

[18］聂荣臻：《论敌后抗战》,《聂荣臻军事文选》，第237页。

[19］聂荣臻：《华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两年》,《聂荣臻军事文选》，第292~295页；《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525~531页。

[20］聂荣臻：《论敌后抗战》,《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237页。

[21]《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404~409页。

[22]《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644~646页；聂荣臻：《在军工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聂荣臻军事文选》，第497~499页。

[23］聂荣臻：《在军工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聂荣臻军事文选》,第4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