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斐斌

    中华聂族大合谱是全体同胞共同的夙愿，但多数脉派打开史料都是“别子为祖”各谱其谱，对于数千年来的远古祖先也只记载了数位名人的名字，有些甚至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本以为中华聂族因史料不一合谱甚难，然而，近年通过阅读、研究迁自江西樟树鳌溪的湖南隆回县六都寨族谱中的《聂氏历代本源总图》和迁自江西吉安府太和县的双厚聂族之谱，感觉大合谱之期不远了。因这“一谱一图”蕴藏了大合谱的重要信息。
    一、“一谱一图”说明
    1、“一图”即邵隆聂族所刊的江西鳌溪版《聂氏历代本源总图》，其从第一位汉人先祖卫大夫弼（又称“奭”，可能是一字一号，有些人指为错讹是不对的）受姓至今，直系未漏一人。此后又传出了安徽六安、江西上饶珠山、江西九江等族谱载的《历代本源总图》，但从人物曾经生活的时间段推算偏差甚多。总之，无论如何，能有邵隆这样一张完整的世系图是很宝贵的文化遗产，祖先代代相传总是有其依据的。现在，只要把所有聂氏群居地的族谱和传说收集到一起来，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对接国史，应该说是不难确证的。如历史上的聂友、聂师道、聂夷中、聂昌、聂冠卿、聂致尧等，到底是何关系，因为是历史名人，真伪易辨。
这个图遗憾的是没有先人的出生年月与墓地记载，但让人欣慰的是，江西永丰恩江聂族苗裔、明正德皇帝的老师（太子太傅）聂豹公曾进行过考证，并为秦汉以来的多数先祖确定了籍贯、配氏、生年卒月和墓地等信息。这一史料在江西泰和县桃源、湖南衡山等聂谱中有记载，衡山特记为《永丰抄谱录》。
    2、“一谱”即双厚聂族通谱。双厚聂族于北宋淳化4年即公元993年从江西太和县早禾冲迁入，已传36代，今人口5万余，且都是元朝末年4位原字辈族兄弟的后裔，而属第12代的原字辈不包括祖上迁外而在双厚出生的就有40多人。该谱从始祖聂祥发而下至第14代文字辈，即约明朝永乐1402年末期，历410年，所有人员都既有名、字、号，又有按出生先后顺序排列的具有不重复性能的郎号。双厚聂族老谱对未来大合谱的贡献就在于，他们的这个郎号不是双厚独立编制的，而是江西吉安老家家族统一编制的，双厚只不过抄录了老家的资料，并完整保留到现在。
    双厚聂族从吉安太和县（包括今泰和及周边县的部分乡镇）迁到湖南衡阳县金兰镇的，人口真正稳定下来是清朝乾隆年代即公元1799年之后，1799年之前，大量人口象“走马灯”一般外迁。加之他们自正德4年二修谱后，一直等到294年后的乾隆38年才三修谱，所以，中间大面积的人员被在父母名下记载为“失考”。
    这800年间的大量人口外流，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康熙至乾隆年间清政府的强制移民，即“湖广填四川”，外迁同胞主要以云贵川陕鄂桂为目的地。这次移民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当事人不诚愿，结果如同后来国民党“抓壮丁”一般，把手“捆绑于背后”，全部弄到湖北的麻城、孝感两地集散；其次是估计有钱人都花钱打点官差，结果移去的大多是不识字的文盲。以致过了200来年的三四代之后，后人因无文字记录也就误把麻城和孝感当成了故乡。这在双厚聂族有一个很典型的故事记载了入川人员与家乡的亲情割舍之痛。聂思斗乾隆年间新婚不久即与妻邹氏分手而移民四川，当邹氏70岁苦等丈夫50年不回时，她写下了《聂贞妇辞》，现网上能搜到《我用一生来等你》的译文，且至今仍催人泪下。二是根据后来的史料证实，元末明初，双厚12至14代的原、永、文三辈先祖多为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其中有大将军、大元帅多人，高中级军官不计其数，按区位估计应是陈友谅旧部，因而与朱元璋不睦，而赶在明初洪武元年即1368年前夕纷纷外迁隐居了，双厚老家为防灭九族遂对家谱资料作了刻意伪装加工。但今天对照双方老谱史料，很快便能察看出来。这次外迁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举家外迁者都是按常规要求安稳的富有家庭。
    双厚原字辈约有40多位族兄弟而仅留下4位，以致后来的六七代人稍有作为都远离家乡。这种“全族大逃亡”的现象，在元末明初的全国聂族乃至中华各家族中都是绝无仅有的。从双厚族谱记载的先人运粮、作战足迹可知，当时的古战场在双厚以北与湖北以南的湘乡、长沙、岳阳洞庭湖区及江西九江鄱阳湖以西等广大地区。这应该属陈友谅势力范围。
    三是宋朝中页，双厚第5代祖“时”字辈的聂时教、字寇卿、讳宗卿、号士则，为宋大学士。这上下几代应该有些族兄弟或后人为官外去定居了，但可肯定，时教公时期与江西老家和外界交流甚多，以至在后人的排郎取名上，有了江西大家族与千山万水之外的双厚、湖南印溪、广东江门、福建泰宁等支脉的统一。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按人类30年一代的生育节律推断，聂寇卿与聂冠卿、聂昌等诸公应是同时代人，彼此是何关系暂不知晓。
    二、“一图一谱”的对接范围可基本涵盖全聂族
    1、“一图”，可以说，大多数聂族都可以对接得上。如有多脉谱都提到自己是聂友公、聂师道、聂冠卿、聂昌等的后裔，而上图上都有这些人名。泰和桃源聂族称自己为师道公胞兄师德公之后，尽管图上无师德其人，但现在添上去就是了。总之，我们先理顺这张图的正确性，把一些父子关系颠倒了的再颠倒过来，然后，各脉派分支从流溯源进行对接，最后再全族进行整合。估计这有60%左右的人口可对上。
    2、“一谱”，主要是以双厚谱为蓝本，展开大比对、大合谱，然后与鳌溪的这“一图”对接。对于合谱的前提是，有确凿证据能摆出事实的直接对接，没有确切证据，但从正反两方面推断合乎逻辑的，道理充分的，也要认可。比如，重庆长寿和贵州仁怀与四川泸州富顺的聂族都提到他们有一位先辈与明嘉靖皇帝对对联“朱帝八牛开山开水开社稚，聂臣三耳听天听地听君王”，但这人一说叫聂贤，一说叫聂汝受。这样一件相去不到500年的大事，虽未查到正史记载，但按照大事很难出错的常理，那就可判定聂贤就是聂汝受！中国人本来就有名、字、号的，而且常使用的是学名，辈份名字因为避讳一般不公开使用。而这两个名字也显示聂贤是学名，聂汝受是辈名。
    中国在元以前的封建社会里，人一出生，家族都要进行人口登记，真正到大修族谱实行按字辈统一取名还是唐宋朝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之后。那时，为避免人名重复，同辈人都按出生的先后顺序排郎，即第一个为一郎、接下来是二郎、三郎，以此类推。为区分长辈和晚辈关系，通常以第一代为一一郎、一二郎，第二代为二一郎、二二郎，第三代为三一郎、三二郎之前代后数的法则编排，再后来，因家族扩大了，族兄弟多起来不便区分，于是就编一首诗，与辈份不同的诗，用在同一辈人的郎前。这首诗通常是每一小房为一单位使用，再后来为显示出全族统一的兄弟关系，才再编了班行诗。如双厚的原字辈在长房以受字排郎，二房以仲字排郎。明朝以后，因为人有了名、字、号和辈份名等多个名字，人口流动性过大不可能按顺序登记到族兄弟，也就终止了排郎的传统，而一律使用班行字辈诗。这一习惯双厚等谱上有明确显示，但福建闽清、闽侯的厚仁聂族至今沿用“两套字辈”。实际上这一套是郎序，另一套是字辈。
    双厚从江西吉安迁入的第一代是三兄弟，双厚始祖聂祥发公行二郎，老谱虽记载大郎祥征和三郎祥盛也迁来了湖南但至今未联络上，从郎的数量多于实际人口情况可见，始祖以下四代人应是三兄弟后人统一排的郎序。前面说了双厚第5代聂时教公为宋朝大学士，估计他因出行方便或结交面广与江西老家加强了联系，以致排郎方面有了较大调整。一是排郎从他的祖父辈起开始注明“代”的关系，使长辈与晚辈不再同郎。即第一代的排郎为一一郎、一二郎等，第二代排二一郎、二二郎等，第四代则排四一郎、四二郎等。二是这种排郎不是双厚单方面行为，而是双厚以外应该属于江西老家的统一行动。比如，聂时教在双厚总共只有三兄弟，但排郎却排出了念1、念2、念10郎，聂时教就行“念10郎”。中间的三到九郎共7人哪去了？近年随着外部各脉谱源的公开，才发现了新的“亮点”。那就是湖南娄底印溪聂族始族元光公（其与兄弟元明、元正、元大的后裔估计有40多万人口）的第8代孙为“念8郎”、福建泰宁聂族始祖行“念3郎”。时教的儿侄辈从41到58郎，中间也缺了44郎等若干郎，这一辈人是“大”字辈，名字也很大气。如47郎就叫聂大开，但现在发现江西永丰的开基祖叫聂开先，就行44郎。此外，福建宁化聂族始祖行59郎。再就是到了元朝末年的文字辈，双厚没有完全排出来，但有文1郎、文2郎、文5郎、文8郎、文12等郎，双厚的堂号为“垂裕堂”，但今天的广东江门聂真七公的两个儿子刚好是双厚所没有的文6、文7郎，其祠堂名也叫“垂裕堂”且为江门常务副市长聂党权亲书。特别应指出的是，以上各方的郎，都是同时代的人。根据排郎不重复的惯例，同姓、同故里、同时代的人，应该是确切的族兄弟关系。这一理由也表明，在江西吉安或江西全境至少在宋、元两朝，家族对人口有统一的登记和管理制度。根据江西老家有外迁不给谱的习惯，也就是说，外迁的人相互间是什么关系，老家家族知道，而外迁地的同胞不知道，再后来因兵灾什么的，老家的谱一毁，也就谁都不知道了！我聂族也正是如此，江西老家除鳌溪一图由邵隆先祖密抄而得以保存外，其他均未见完整史料。鳌溪一例更发人深省，清末鳌溪修谱，邵隆表示要参与修谱并派了多位秀才回老家表示帮忙助力，秀才们到晚上则秘密抄录全谱，最后连夜逃回，鳌溪方面知道后派出多路人马追赶了很远才回来，再后来鳌溪的谱全部毁掉了，由于听樟树聂姓传出本人手中拥有邵隆族谱，而于1998年间派出北堡镇溪吉村的两人来衡阳，又把记有全部鳌溪史料的邵隆谱复印带回鳌溪。
    综上所述，双厚、元光公裔、江门、福建泰宁、江西永丰等，完全可以同辈的郎为兄弟，向上理顺关系，而实现大合谱了，这种亲疏等级也一点都没打折扣，也就是真正的直系血亲关系。这一大合谱，还有新的证据，表明聂昌公的后裔可完全合进来！广西西江流域有25万同胞也是江门裔，而江门一支是聂昌公庶子聂发公的后裔。江门除了有文6、文7可与双厚谱对接总图外，他们也可与元光公对接。因广东韶关始兴县聂族也是聂昌的后裔，但他又注明了他们是聂致尧、聂致舜兄弟的后裔，而且其谱上清楚地记载了聂致尧住湖南邵阳。事实上，致尧致舜二公是聂元光公第四子聂敷公的儿子。由于聂元光、聂致尧都比聂昌公年龄大，这也就证明聂昌是聂元光的后裔。这中间还有些史料，说聂冠卿就是聂元光，也有说聂昌是聂冠卿后人的，这最终从国史查年龄可确定。上面的关系弄清了，下面的都已经记载好了，所以，聂族大通谱也就不难了。上述对接方式不仅让人信服，而且涵盖了80%的聂胞。因为元光公直系和旁系有40多万人，聂昌公后裔估计有60多万人，这就有100多万，再加以双厚的直系和旁系及云贵川渝鄂的部分脉派，聂族不能对接大通谱的只是极少数了。而借鉴孔孟曾姓的合谱惯例，对最上边关系不能对接的脉派，一律以最小辈为兄弟辈合谱。这也很有道理，即哥哥与弟弟后人中长房的长房也就是最低辈，其发展速度是基本一致的。如双厚的仲19郎后人最低辈与常宁仲10郎后人中的最低辈刚好一致。 当然，这中间就是不那么准备而与事实误差一二代，也是大同中的小异，无伤大局。但如果某一支有异议，那也可以收入通谱，而在后部单列，辈份不作统一处理，总之，一定要成为“一本之亲”。
    3、关于云贵川渝鄂交汇处聂族源于双厚的考证。目前，在我国云贵川渝鄂交汇处的四川宜宾富顺、重庆长寿和南川、贵州遵义和仁怀及绥阳、云南思茅等地，有多脉聂姓，各地人口约1万余不等，总计约10万左右，他们的祖先都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很模糊地又说是湖南、又说是湖北、又说是江西，迁居了以上各地。
    这几支有几个共同点：一是相互都不直接点明故乡在何处，而采用一首诗来间接性地提示祖籍是江西吉安府，故乡在湖南湘乡、凌湘位置，以及与达州、灌县、泸州是同宗同族的关系。仁怀谱明确提到西迁的总共有8大房人；二是到迁居地后都大量买田建房，这说明他们在原籍很富有。不象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大家都一贫如洗；三是他们都具有要远离朱元璋的新明朝去隐居之意。诗中都提到“洪君赶散”，即是受到洪武皇帝朱元璋的追赶而分散逃亡的。这中间如富顺始祖聂超公与夫人彭氏太婆，是带着儿子逃到南京，因守城官兵不开城门不给粮食，又逃到湖北黄冈，最后才逃到富顺等道路“难于上青天”的西南山区。仁怀的始祖聂文杰是大将军聂鉴琏的儿子，为什么在老家有福不享而举家外逃？长寿谱更充满敌意，干脆称朱元璋的“红巾军”为“红巾贼”；四是他们入川始祖或第二、三代都为文字辈，且都为元末明初的同时代人。富顺是文祥、文礼，长寿是文广（也叫闻广），遵义也是文辈，仁怀为文杰，湖北兴山县古夫镇始祖也是文字辈；五是他们遍寻湖南、湖北和江西老谱，都无功而返。应该注意的事，今天哪一家族出了大将军，那是光宗耀祖的全族光荣，谱上不仅有记载，还会有传记。但聂鉴琏大将军登记在哪里呢？
    这是一场发人深思的大迁徙。有些很有钱，还有大将军的儿子，按照今天人民的习惯，有钱有势的人都求安稳，为什么朱元璋当了皇帝，他们偏要四处亡。显然，他们曾经都是朱元璋的敌人，朱当了皇帝不逃岂不等死？隐居下来后，不仅不敢向邻居说，甚至连向后人都不敢提起这“大秘密”，后人如何能得到真实的史料？祖籍地通常直接告诉后人是哪乡哪村即可，就因为这说不得，只好故意点出相邻的湘乡或逃难时临时落脚的湖北麻城、孝感等来糊弄人，或者拐个大弯作诗来提示“达州灌县共族谱，泸州富顺是同房”。老家为了防止“灭九族”，也就在族谱上想方设法隐瞒、省略。
    以上几支迁自双厚的理由。一是发源地相近。双厚的祖籍地也是江西吉安，双厚还与古湘乡即今天的双峰县紧邻。该县荷叶乡、花门镇至今还住有双厚裔。二是地理区位相近。我们以洞庭湖为圆心画一个圆来描述陈友谅和朱无璋的古战场的话，双厚正好位于这个圆的西南角，今天的双厚人去湘潭、长沙等北方，是向东到衡阳乘车的，而古时则直接走湘乡北上。所以，有很多双厚人，他们未必住在双厚，而是住在双厚往北的这个古战场区间之内。那么战争一打，首先就连家都毁了。三是文字辈同时代。同时代的人名字中同字不足为奇，但同时代而故乡相近、知名度都比较高的多人为儿辈取名同一字，那应该考虑是一个字辈用字。四是强敌大背景一致。元、明的武官大多都是世袭制，那么在元末明初，我们中国大地武将林立的聂族只有双厚。原、永、文三辈又以仲、贤、文三字排郎，但老谱有近一半的郎没登记，证明逃跑了。其中，更有大将军、大元帅名下，标注为“洪武年间赴京没”。洪武年间仗打完了，开下太平了，高级将帅反而进京赴死了，现在才明白，这是与朱元璋为敌没能逃脱，而被押赴南京杀头了。再思西南各脉，他们不是一个人的外迁，而是8兄弟甚至10多位族兄弟同时外迁的，这也就证明，他们的外迁也是家族行为。现在的史料都证明，当时处于相同的“全族惶恐”这一历史大背景的聂族，除了双厚没有第二支。所以，这几支人来自双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五是当时在湖南也只有双厚聂族成了大家族，具备了大规模的人口外迁条件。湖南有三支大的聂姓，即双厚，再北边一点的印溪，再就是常德境内的聂巨源公之后。但从已经了解到的族谱信息显示，他们在元末明初时都还没有成族，人丁单薄，且都没有全族皆兵的军事背景。
    所以，从宏观大局来看，以上各脉与双厚聂族合谱，基础已经具备。有些事没有直接的证据，但理论上能够证明或者理论上推翻不了，那应该是成立的。当然，西南各脉要合进双厚，还有进一步考证的路子。也就是说，双方合谱凭现有依据也可以办了，但要再弄细弄准确一些，也还有路子。这之一是把西南各脉及诗中提到的同宗、同房，先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全部谱谍集中起来再说。仔细想来，老祖宗写诗提示大家这里是同宗，那里是同房，目的就是要提醒后人在适当时候去集中信息，因为故乡不好直接点明，那就把它分解了，然后给每个地方留一点信息或线索，而当这些信息集中起来，完整的故乡图也就展现出来了！二是要打开双厚可能埋藏于地下的一套“隐居者史料”，直接进行对接。     
    三、双厚应该还有一套完整通谱埋于地下
    双厚辈份诗为“肇祥汉，安荣时，大祖庆，朝杞郎（这前12代为江西带入的，其中肇辈生没均在太和县，以下自编）；原永文世通，必显志均公；泰元思汝道，天宝福如东；廷献鸿猷焕，一心喜效忠••••••”。今最高天辈，最低焕辈，我是如辈。自文辈及以上祖先，在族谱中均大书辈份名字，然后再以小书方式记载排郎序号、名、字、号等。排郎除文字辈，用字与班行字相同外，其他均以数字可汉字代替，而且有时老大的儿子与老二的儿子不一样。如杞辈大用宗字，二房用宝字，良辈用了正字与福字，原辈用了受字与仲字（双厚前20代老谱的拍摄本网上有，可进入本人的实名网易相册调阅）。
    双厚历史上已经完成8次修谱，而前3次修谱的间距很远，真正形成30年一版是5修以后的事。第一次编修家谱是明朝的永乐4年，即公元1406年，这离始祖公元993年来湘相去413年；第二次为明正德6年即公元1511年，距一修105年；第三次为乾隆38年即公元1773年，距二修262年。所以，查葬簿、翻契约、写回忆录是这三次修谱的共同特征，这间距之长，也使得大量双厚后裔失去联络，而只在父母名下记载“徙外”、“失考”。
双厚一修谱由贤18郎聂永铭公独资编纂，但现在的事实表明，这次修谱不是真实地记载历史，而是为了防止“灭九族”而煞费苦心“伪造历史”！
    伪造的动机和原因已经在前面作了详细推测和介绍。把曾经活生生的存在的人从家谱史记中抹去，但又通过排郎的缺失来证明其存在。所以，双厚古来即有“外来合谱要对郎”的说法。
    仔细推敲双厚老谱，还有几个信息的缺失及提示值得注重。一是从始祖祥发到聂永铭的父辈共13代，都没有出生年月日记载，而常宁聂仲楚公则有具体的生没日期。聂永铭这一代也只有他及比他年幼者才有出生日期。一修是聂永铭主修的，代数远了没生日记载可以理解，连他的祖父和父亲及比他大一点的族兄弟都遗忘了，这只能说是他的故意行为；二是谱载聂永铭曾考选吏员而隐居不仕。一个新的朝代刚刚建立，百废待兴，风清气正，为何隐而不仕？既然参加了考吏员，那动机上是打算为官的，最终没去，肯定是受到了族人的劝导，经历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而选择放弃的。这也可见当年的双厚与朱元璋的敌对程度，是何等的让人心有余悸；三是老谱称赞仲12郎聂原兴“有大名望”。这一位安守老家的平民都有“大名望”，那那些外逃的族兄弟的名望之大就更不得了了。这也就暗示了原永文三代人的社会地位之高；四是老谱称仲19郎“基业宏大”。双厚虽山清水秀，但古时交通不便，世代农耕经济，何来宏大基业？一种解释是，族兄弟都跑了，田地房屋等不动产都留给了他，他能不宏大。今天的5万双厚裔实是4位原辈族兄弟的后裔，其中仲12郎也曾与兄仲10郎隐居常宁，是见后来没有大的动静才再回双厚的。所以，原辈几十弟兄在明初实际上跑得只剩下了3人。“基业宏大”也喻示了双厚在元末的富有；五是最值得重视的信息，那就是双厚老谱注明仲19郎原真公“碑下坟上有两坟茔”。双厚一修谱是他儿子聂永铭主修的，现在又肯定聂永铭伪造了历史。到明朝永乐年间时，天下应该是越来越太平，仲19郎去世时，有必要将大量金银珠宝埋进坟墓？要埋也只有仲19郎怕天下乱而将自己宏大基业的财产，埋进他父亲聂良材的坟墓才合情理？由于在当时，仲12、仲19和儿辈贤18等都是极为大气且心忧天下的角色，所以，仲19郎的一座假坟绝对不是物质财产，而是事关双厚全族历史及外迁血亲分布情况的真实史料。
    可喜的是，据央视台报道，因科技进步，今天的考古单位通过一种电波仪，便能从墓外探测到古墓内的墓志铭等物。如此，让仲19郎假墓中那段尘封的双厚历史大白于天下，也就为期不远了。许多元末明初逃离双厚的各脉先祖，也都能“得来全不费功夫”地对接到故乡之源，使数代人的寻根之梦得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