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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领导下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后勤保障体系建设探讨

文/吴正俊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作为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面对日伪封锁、物资匮乏的极端环境，在聂荣臻的领导下，我抗日武装力量坚持"后勤即战力"的指导思想，充分发动群众，将群众纳入后勤保障的核心力量，构建了一套军民一体、自力更生、灵活机动，保障有力的后勤保障体系，展现了后勤在抗战中的重要战力作用。

一、筑牢军民一体生存根基的粮食保障体系

粮食是军民生存的根本保，是我军后勤的首要支柱，聂荣臻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通过"生产﹣村储备﹣区调剂﹣边区统筹"的机制，构筑起了军民生存根基的层级化粮食保障体系。

聂荣臻始终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坚信"依靠人民，比山靠得住"。1942年，华北地区遭遇罕见旱灾，庄稼颗粒无收，晋察冀边区经济陷入绝境。在军民皆以树叶为食的艰难时刻，聂荣臻签发"树叶训令"，禁止部队采摘村庄周围15里以内的树叶，将其全部留给老百姓，"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1]这一训令深刻诠释了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军民在生死考验中建立起牢不可破的情感纽带，为后勤保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军民协同开展大生产运动，保障粮食生产

聂臻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在后勤保障中的基础作用。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积极推动"减租减息"政策在根据地的全面实施，这一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他们能够安心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大力组织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引导农民成立互助组、变工队。这些互助组织集中人力、物力进行垦荒和农田水利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1939年起，根据地推行"军队屯田"与"群众垦荒"结合模式。八路军主力部队在战斗间隙开垦荒地，仅1940年冀中军区就开垦荒田12万亩，收获粮食800万斤；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增耕运动"，通过组织互助组、改良农具（推广新式犁铧）提高单产，使根据地粮食年产量从1938年的8亿斤提升至1942年的10亿斤，成功解决了当地军民的粮食短缺问题，构筑了战时粮食供给的坚实基础。

2、创新军民一体粮食存储与供应模式

在粮食存储与供应方面，聂荣臻提出了军民一体的独特模式。他认为，在敌后抗战的复杂环境下，单纯依靠军队集中储存粮食，不仅难以抵御日军的频繁扫荡，还会增加运输负担，影响部队机动作战。因此，他指示将部队征集的大批公粮分散储存于各个村庄，由群众负责保管。一旦部队需要，可凭借边区政府统一印制的粮票，就地向群众支取粮食；当敌人扫荡时，群众凭借对当地环境的熟悉，迅速将公粮坚壁清野，藏于山洞、地窖等隐蔽之处，确保公粮安全。聂荣臻回忆道：部队的粮食秘密储存在村落中，"部队来了就可以用，走到哪里都有我们的粮仓。部队每到一个村庄，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找到粮秣主任，拿出边区政府发的粮票，就可以立刻得到所需要的粮食。部队单独活动的人员也是如此。如果哪个村庄支付的粮食超过所存的公粮数，政府再凭这些粮票从其他村庄输入补还。至于公粮的安全问题，也不必担心。敌人的'扫荡'一开始，群众的第一件工作便是保护公粮，坚壁清野，把公粮藏得严严实实。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就不需要'粮草先行'，到处都有我们的供给部，这是人民群众的一大创造"。[2]

1941年日军对北岳区大"扫荡"前，根据地提前将80％的粮食转入地窖，使日军仅抢走不足5％的表面粮食。同时实行"随战随补"机制，部队行动时由当地农会按"人均每日1.5斤小米"标准就地补给，避免粮食长途运输被日军截获。聂荣臻曾自豪地说："自古以来，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说法，我们在抗日战争时就不存在'粮草先行'的问题，部队基本上是走到哪里，便可以就地取得'粮草'供应。"[3]这种军民一体的粮食存储与供应模式，既解决了部队作战时的粮食携带难题，又充分发挥了群众在后勤保障中的关键作用，极大提高了粮食保障的灵活性与安全性，为根据地的长期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粮食基础。

3、统筹调配与厉行节约

边区设立"粮食总局"，统一调控各区粮食余缺。在分配过程中，坚持优先保障军队作战和伤病员救治的原则，同时兼顾根据地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1943年冀西遭遇旱灾，从冀中调运粮食500万斤支援；同年冬季，为保障雁北游击部队越冬，从平西根据地转运莜麦300万斤。同时推行"节约用粮"运动，聂荣臻积极动员部队开展节约粮食行动，指示军区制定《粮食节约实施细则》，要求所有脱产人员除伤病员外，每人每天节约一至二两粮食，强调"节约粮食，救济受灾百姓，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1942年，各部队通过这一行动共节约出14万斤粮食，全部用于救济受灾百姓。

二、建立稳定自主的财政金融体系

为稳定根据地经济秩序，打破日伪的经济封锁，聂荣臻领导根据地实施了一系列有效的财政金融政策，有效控制了金融市场，为后勤保障提供了稳定的金融支持，增加了财政收入，为保障后勤供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发行边币，稳定金融秩序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稳定的金融秩序对于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面对日伪通过发行伪币、掠夺物资来破坏根据地经济的恶劣行径，1938年8月17日，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并告朱德、彭德怀，提出边区货币政策的原则，"一、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二、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这里应该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三、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第一货物，特别是工业品；第二伪币；第三法币。四、日寇占领城市及铁路线，我据有农村。边区工业品之来源是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因此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五、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六、在抗战最后胜利之前，法币一定继续跌价，法币有逐渐在华北灭迹之可能，杂币会更跌落，伪币亦会有一定程度的跌落，边区纸币如数量过多，亦会跌落。问题中心在于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4]

聂荣臻为此指示根据地成立晋察冀银行，发行边区货币"边币"。为推广"边币"的使用，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行政与经济措施。通过行政手段，逐步取缔伪币、法币在根据地的流通，明确"边币"作为唯一法定货币的地位；运用经济手段，鼓励群众使用"边币"进行交易，并通过边区银行开展储蓄、贷款等业务，增强"边币"的信用。同时，聂荣臻还指示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金融投机行为，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

2、完善税收政策，增加财政收入

根据地的财政税收政策是保证武装部队和供给，减轻人民负担，改善民生，发展生产建设，确保根据地巩固的重要环节。聂荣臻指出，财政方面要力求巩固，使有正规的合法的计划与政策，能够解决财政上的困难问题。[5]合理的税收政策是增加财政收入、保障后勤供给的重要手段。

聂荣臻指示根据地制定并完善税收政策，实行统一累进税政策。1940年11月10日、12月15日，晋察冀边区正式颁布《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办法》及实施细则。1941年3月20日公布了修正的《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办法》。修正办法公布。开征出入口税、烟酒税、营业税等多种税种，对根据地内的商业活动进行规范管理，增加财政收入。在税收政策方面，聂荣臻指示制定并完善相关政策，实行"商户自报、群众评议、税务员核定"制度；在出入口税管理上，他要求在各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对运入根据地的棉花、药品等必需品征收低税，对运出的粮食、矿产等战侈品征收高额关税，合理引导物资流向。

通过税收调节，保护了根据地内的民族工商业，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例如，对一些进口的奢侈品征收高额关税，限制其流入，鼓励根据地内的手工业发展；对本地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则给予税收优惠，扶持相关产业。这些措施为后勤保障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也推动了根据地经济的合理布局与健康发展，确保了根据地在经济上的独立自主。

三、创建军用物资的自主供给体系

1、从"取之于敌"到自主制造的兵器生产

面对日军的残酷封锁与疯狂掠夺，根据地武器装备极度匮乏，严重制约了部队的战斗力。为改变这一被动局面，聂荣臻高度重视军事工业建设，指示根据地军民克服一切困难，兵工建设走上"缴获＋仿制＋创新"的渐进式发展道路，建立起了自己的兵工生产体系。聂荣臻说："我们武器的来源，一部分是得自敌人手中。一部分由民间动员得来，现在我们已能自造一部分简单的武器，今后大后方接济困难，更要自力更生，现有武器有的配备不合适，各分区应自行调剂，并学习使用近代武器，各部队应负责收集原料送来，以便制造弹药。"[6]

在他的领导下，根据地克服了技术、设备、原材料等重重困难，先后建立起一批分散隐蔽的兵工厂。这些兵工厂虽然规模较小，设备简陋，但生产灵活，能够根据作战实际及时调整生产计划。1939年黄土岭战斗缴获步枪500余支、炮弹100余发；1940年百团大战中，冀中部队摧毁日军军火库3座，获取炸药2吨。同时建立"流动修械所"，每个军分区配备3-5个由铁匠、银匠组成的修械小组，在山洞、密林中等隐蔽地点修复破损枪械，1941年全年修复步枪1.2万支、机枪300余挺。1942年，冀西兵工厂成功仿制"八一式"步枪，射程达500米，性能接近日军三八式步枪，全年产量达3000支；地雷生产采用"群众土法"，用瓷罐、生铁壳填充炸药，1943年根据地军民共制作地雷15万颗，形成"村村有雷场"的防御体系。工人们凭借顽强的意志和聪明才智，利用有限的资源，为部队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有力的装备保障。

2、被服生产与物资补给

与此同时，为打破日伪对布匹、棉花的封锁，根据地通过"自产＋土法＋群众支援"综合机制，充分保障被服供给与物资补给。

推进军纺军织工业建设。聂荣臻鼓励发动广大妇女参与生产，采用土法纺织技术，建立起众多小型纺织作坊。这些作坊虽然生产规模有限，但通过广泛动员群众，积少成多，生产出大量粗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民的穿衣难题。1938年成立"晋察冀军区供给部纺织厂"，后在冀中、冀西设立12个分厂，采用"分散生产、集中加工"模式﹣﹣农村妇女在家纺纱，工厂集中织布。1940年根据地棉布产量达80万匹，能满足军队60%的需求。针对棉花不足，推广种植耐旱的"本地棉"和替代纤维（如麻、葛）,1941年冀中地区麻类种植面积扩大至5万亩，弥补了棉花缺口。

被服制作的军民协作。实行"按户派工、按劳计酬"制度，由军区统一发放布料和样式，各村妇女组成"缝衣队"，每人每月承担5-8套军服制作任务，报酬为小米20斤。1942年冬季，仅冀西地区就有1.2万名妇女参与被服制作，3个月内完成10万套棉衣，确保部队越冬。创新"可拆卸设计"，军服袖口、裤脚采用系带式，方便根据体型调整，延长穿着寿命。同时加强物资回收与循环利用，积极开展"废旧物资再生"运动，部队收集破旧衣物拆洗后重新纺纱织布。1943年，雁北军分区通过回收利用，使每件军服的布料消耗减少30%，有效应对了物资匮乏。

四、构筑生命防线的医疗救护体系

聂荣臻深知医疗卫生保障对于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性，致力于构建完善的医疗体系。晋察冀军区成立后，为了尽快开展工作，军区卫生部成立后即着手组建军区医院。在聂荣臻的关怀和支持下，晋察冀军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缺医少药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健全起来，一批医务骨干成熟起来，形成了从后方医院到前线救治的完整医疗救护体系。

1、战地急救与基层医疗网

每个连队配备1名卫生员，经培训掌握止血、包扎、骨折固定等技能，随身携带"急救包"（含碘酒、绷带、止血粉）。1940年起，军区编写《战场急救手册》，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教授"三角巾包扎法""担架搬运规范",使战伤初期死亡率从1938年的40％降至1942年的20%。同时在各村设立"卫生所"，由民间中医担任医师，负责轻伤处理和传染病预防。

2、分级救治与后方医院建设

建立"连卫生员﹣营卫生所﹣团医疗队﹣军区后方院"四级救治体系，每一层级明确职能边界，既确保基层快速响应，又实现高层统筹调配。重伤员经前线紧急处理后，通过"地下交通线"转运至深山后方医院，如1941年在平山县白毛岭设立的后方医院，利用山洞作病房，能同时收治300名伤员。同时，注重中西医结合，充分发挥中医在伤病救治、疫病防治方面的独特优势。在治疗一些慢性伤病和传染病时，采用中医的草药疗法和针灸疗法，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1943年该院伤员治愈率达65%,远超敌后根据地平均水平。这有效保障了部队官兵的身体健康，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

3、药品自给与防疫工作

针对药品奇缺，军区创办"制药厂"，用根据地草药制作"消炎膏""止血粉""疟疾丸"等药品，1942年生产各类药剂5000余斤，能满足军队70％的基本用药需求。同时重视传染病防控，每年春季开展"清洁运动"，疏通沟渠、掩埋垃圾，并为军民接种牛痘疫苗，使1943年根据地天花发病率较1939年下降80%。晋察冀边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不仅使根据地无数将士康复重返战场，而且为了给群众治病，为开展地方卫生工作，举办医药合作社，扶植地方卫生事业发展，得到了边区人民拥护爱戴。[7]

五、建立机动灵活的运输与通讯保障体系

针对日军的"囚笼政策"，根据地利用山区复杂的地形条件，开辟了多条隐蔽的运输路线，建立了众多地下交通站。这种秘密交通与运输网络的构建，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保障了根据地后勤物资的供应和情报的传递，为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开辟秘密交通运输线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战略通道，主要用于传递情报、护送人员及转运物资，打破日军对敌后根据地的封锁。1938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健全交通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各省委特委与武装部队下，应建立健全独立交通系统的组织。1942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指示》，要求建立通过敌人封锁线的秘密交通路线。晋察冀根据地与敌占区之间开辟开辟多条隐蔽的运输路线，为应对日军"扫荡"的流动性，后勤运输与通讯采用"隐蔽化、轻量化、群众化"策略，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突破封锁线，保障了人力交通、物资交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群众利用熟悉的山路，在夜间将粮食、弹药等物资秘密运往部队驻地。在狼牙山地区的群众，常常在夜色的掩护下，沿着崎岖的山路，将物资送到坚守在山上的部队手中。1942年冀中"五一反扫荡"期间，群众运输队通过地道为被围部队运送粮食20万斤、弹药5吨，保障了部队突围。1942年冀中区党委交通科通过安平县报子营秘密交通站，经安国、定南的秘密交通线，这条交通线护送卫生部和供给系统3000多名干部、战士到达路西。[8]同时，通过破坏日军的交通线、袭击日军运输队等方式，削弱日军的后勤补给能力，有力地配合了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

2、简易灵活通讯与信息传递

在无线电设备匮乏的情况下，采用"鸡毛信＋信号树＋烟火传递"等土办法。重要情报用鸡毛信标记，由交通员接力传递，冀中军区至各军分区的信件24小时内可送达；在山顶设置"信号树"，日军动向通过树的放倒方向传递；夜间则用烟火信号传递紧急信息，如三堆烟火表示"日军来袭",一堆烟火表示"安全"。这些简易通讯方式虽原始，但在游击战中保障了指挥系统的基本运转。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我军的后勤体系建设，是"人民战争"思想的生动实践。通过发动群众、自力更生、灵活应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实现了"前线打仗、后方支援、军民一体"的保障格局，充分发挥出了后勤的战力作用，不仅支撑了根据地军民的长期抗战，更锤炼了我军"艰苦奋斗、依靠群众"优良的后勤保障传统，为我军后勤体系进一步全面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1］吴小龙，《聂荣臻的＜树叶训令＞》,2019年12月12日《人民政协报》,2019年12月12日．

[2]《从抗战文书看八路军总部秘密后勤保障基地》,《党史文汇》,2020年第3期．

[3]《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

[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

[5］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116页．

[6]《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30页．

[7］苏小平：《聂荣臻与晋察冀边区医疗卫生事业》,《党史文汇》,2020年第3期．

[8]《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文史精华》,2024年第1期．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