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桥牌协会第一名国家级裁判，曾经多次担任国际桥牌比赛的裁判，以过硬而果断的判罚受到中外桥牌界人士的尊敬；他同时也出身非凡，外公聂缉规是清末抚台，外婆曾纪芬是曾国藩的小女儿；而父亲周仁作为中国现代科学的先驱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上海科技大学校长，在钢铁、冶金、陶瓷技术等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他叫周麒，独特的家庭背景和身份，使他就像是一个从小说故事里走出来的人。
    采访周麒老先生是在一个冬日的午后。太阳照在桃江路的小洋房里，周麒坐在温暖的房间里悠闲地写着毛笔字。他的左手边放着一本泛黄了的《唐诗三百首》和一沓毛笔字帖。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习字只是形式，关键为了怡情养性，无怪乎周老即使年近八十，也只不过微微发胖，身体硬朗得很。这场午后的交谈气氛活跃，周麒说话时矍铄的精神和炯炯有神的目光，时刻提醒着我他是一个来自上海滩聂家花园的名门之后。

神秘的聂家花园

    据有百年历史的聂家在上海滩曾经显赫一时，他们创办的恒丰纱厂曾是上世纪初最大的私营棉纺厂。面对种种文字介绍，感觉那么有距离。我询问周麒记忆里的聂家花园，问他还记不记得这个大家族到底是什么样子，“有，这个我到现在还完全记得。”周老也不多比划，干脆拿了纸笔给我画个大概。
    原来当年周麒经常出入的聂家花园位于如今的辽阳路、荆州路，占了长长的一条街道，面积有几十亩地之多。“我在童年时代经常去外婆家玩的，亲戚们也都来往得比较密切，虽然大部分都住在外面，但周末或者家里有什么事情就聚在一起。那里的房子共有4幢三开间的楼房，房子的类型是不中不西，有点像石库门，也吸收了西方的特色，采光比较好。我外婆和我的三舅舅聂云台、就是恒丰纱厂的董事长，分别住在其中一幢的一层和二层，三楼供奉了家里的老祖宗。”
    大家族里的繁文缛节自然不会少，比如过年的时候对小辈来说就不太轻松。“我外公过世得比较早，所以大年初一早上就要向外婆拜年，所有的子孙都要去。都要按规矩以辈分上楼拜，先是舅舅三个一排并排磕头，然后小辈再按年龄分别拜祭。拜完祖宗，下楼到客厅里向外婆团拜。外婆站在中间，大家围咸一圈用比较新式的鞠躬来拜，比我再小一辈的就要磕头了。” 
    周麒的外婆曾纪芬自号崇德老人，是曾国藩最小的女儿，她嫁入聂家后一直是家族里的精神核心，然而老太大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家长。“我外婆是一个思想很开放的人，她把家里的女孩子都送去中西女校、启明中学、圣玛丽女校学习。她对子女没有什么特别严格要求。平时喜欢写字和下围棋，过年的时候还会和我们掷骰子玩。”为人亲和的崇德老人在孩子的心目中有相当重要的分量。“家里的男孩子众多，又有不少人喜欢打篮球，所以40年代时他们自发组织了个篮球队，还以‘崇德队’命名。”说到兴致处，周麒豁然地大笑，童年的记忆带来了单纯而美好的情感，让老人得以如此忘情。 
    正是与亲人们无间的相处，使周老至今对亲情非常看重。“童年时大家在一起的快乐我直到现在还在回忆。我们现在还会经常聚在一起吃饭。” 

宋美龄做傧相的婚礼

    大户人家的娶嫁都要讲究般配，所以聂家小姐与在南洋大学也就是现在的交通大学担任教授的周仁先生的结合也是门当户对的。“我父亲是留学生，那时候做教授，从前大学教授的地位比现在还高。他有一个同事和我的表姐结婚了，觉得聂家的女孩子没有什么娇气，所以就和我母亲相了亲。”
    1923年，聂其璧与周仁结婚，经聂母与宋母商量，邀请尚在闺阁的宋美龄当傧相。宋美龄比我妈妈大3岁，那时候还没有和蒋介石结婚。据我舅舅说，宋家和我们聂家经常有来往，孩子们经常在外面一起玩。所以我父母结婚的时候，很自然会让宋美龄来做傧相。”

    周麒的母亲聂其璧是老太爷聂缉规最小的一个孩子，所以，她的年岁比同辈人小很多，因此也就显得特别不一样，并不是我们想像中的”大家闺秀”。
    “我母亲很会打扮喜欢交际，喜欢玩。她在婚后只身去欧美周游，到了美国好莱坞，她挺能打开出路的， 因为美国大使馆里的—些人是和我舅舅认识的，所以见了很多好莱坞明星还和他们拍了照。有泰罗·鲍华，克拉克·盖博，艾洛·弗林，好像正在拍摄 Dodge City，女主角是安·秀丽丹，秀兰·邓波儿那时还是童星，还有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劳纳·里根，西柴·罗米纳，还有些记不清了，有些明星则赠以亲笔签名的照片，有瑙玛·希拉、罗拔，泰勒·茂娜、洛埃等，这些照片是我替她贴在相簿上的，所以还记得一些，不少年长的亲友都看到过，她一直十分珍惜。三十年代时她有许多外国朋友，也参加一些他们的文艺活动。大约是1934年左右，卓别林曾来过上海访问，她也参加接待。有一张放大的照片，其中有她正为卓别林抽香烟点火，相片左面是著名影星宝莲·高黛，那时她出道不久，是卓别林的妻子。”

1991年美国桥牌的最大进口

    上世纪四十年代，周麒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念书时因为兴趣而接触桥牌，后来逐渐参加上海的各类桥牌活动，与我国桥界元老、同时也是他的表兄瞿强立搭档，屡获冠军。
    “我很喜欢桥牌。因为很有挑战，桥牌的趣味性比围棋还要多，七成技术三成运气。”刚开始玩时，桥牌还算是一种高雅娱乐，要用英语打，所以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在玩。解放后逐渐被很多人喜爱，所以周麒有机会和一样酷爱桥牌的邓小平交手。“邓小平1983年来上海时我和他打了一场，他和丁关根搭档，还有王汉斌，我和他们是对手。邓小平不太说话，在领导人中他打得很不错的。”
    八十年代开始，在国内举办的国内、国际桥赛，第一次比赛都由周麒负责组织、引进桥具、介绍比赛方法，制订规程制度。其时，他亦被邀请担任世界奥林匹克桥牌赛和世界百慕大杯赛等重要桥赛的裁判工作。1990至1991年间周麒旅居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1991年美国桥牌最大的进口，就是周麒到了美国!”
    “1994年国际桥牌作家协会举办了一次桥牌征文比赛，要求在750字以内，用英文撰写桥牌技巧，我写的一篇，如果大牌无用，不妨早些打出（Play your honour earlier，if it is of no use），入选了前三名。桥牌大师Hugh Kelsey把这篇文章看作是，‘桥手必读的经典之作’。”周麒觉得那次的写作似乎是下笔如有神的灵感突发，而在他看来，人的一生就应该富有灵感。
    “全世界国际级的桥牌裁判只有几十个，这项工作属于裁判中极其具有难度的，因为它不像其他比赛可以当场论定胜负，而是比赛结束后裁定，并且往往见仁见智，没有特别明确的定论。”纵然如此，周麒凭借在世界性桥赛中的公正裁判，获得了桥界肯定，《纽约时报》多次赞誉他是“极有才华的桥手、作家、裁判和组织者及推动者。”
    周麒喜欢上海，所以他现在选择半年住在美国、半年生活在上海，以便有更多的机会和自己的老朋友经常聚聚。对于曾经拥有过的生活背景和难得的荣誉，周麒都显得很淡泊，他说自己从小就没有什么优越感。在他住了半个世纪的房间里，很多家具都“小米加步枪”似的用了几十年之久，他更看重的是自己的精神生活。
    周麒有点骄傲地告诉我，前两年在美国生活的时候，他去当地的学校和一些比他小几十岁的年轻人一起学习电脑编程，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问他为什么要来学，他回答，这是一个挑战，我想看看我和年轻人在一起学习自己是不是跟得上。课程结束的时候，他成了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