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上海滩》2000年11月号  作者：宋路霞

阳光下的炼狱

    六六年的“文革”风暴，对聂氏家族来说，更是一场铺天盖地的灾难。他们几乎每户都被抄过家，最多的被抄十多次。其实聂家经过61年的“退还”，已没有多少存货了，但人们不相信，你们聂家这么大的大老板，怎么会没有钱？于是一批又一批的人赶来，翻箱倒柜，挖墙脚，撬地板，拆楼梯，连小孩子手里的布玩具，也要用针扎一扎，看看里面有没有金子，……
    周仁、聂其璧的家被抄了整整一星期，东西全都用卡车拉走，家中有字的纸可以说是片纸不留。周仁先生当时已七十多岁了，莫名其妙地被指控与什么“梅花党”有关系。他明明是学者、冶金专家，只因抗战中在昆明主办过由盛昇颐、刘鸿生等投资的钢铁厂，他也就成了“不法资本家”。他有病也得不到治疗，致使一只眼睛瞎了，又摔断了一条腿，也得不到治疗，只能躺在床上。然而躺在床上也要隔离审查，于是被关进一间四壁无窗的屋子，于1973年被折磨致死。
    聂光墉的家被抄了五天五夜。第一次被抄时，造反派发现了一支手枪的皮套子，于是认为发现了重大线索，按那时的逻辑，有了枪套就一定有枪，有第一支抢就定有第二支枪，这家一定是私藏武器，准备将来秋后算账的。于是大动干戈，把家里人全都隔离起来，不许说话。他们大干了五天，墙头、地板、楼梯全都翻弄过了，可惜连手枪影子也没有，但这个家已被捅得千疮百孔，只差楼板没有塌掉了。其实那枪套是聂光墉解放前玩的小手枪，是买来的，发票、证明俱在。解放初国家收缴武器，就上交国家公安部门了，留个套子是作纪念的，谁知竟惹来如此大祸！抄家后工资即停发，只发生活费，每人13元。聂光墉夫妇有一女一子，每月发39元，其妻俞惟煐74元工资只发24元。这种生活水准从66年一直延续到72年。
    聂光尧的家也不知抄过几次了，反正只要有带红袖章的人进来，你就得让他抄。家里似乎成了公共场所，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来。有一天来了几个坏家伙，冒充造反派来抄家，看看家里实在没有什么可抄了，就把聂光尧的手表抢走了。早已成惊弓之鸟的聂家人，完全失去了安全屏障，连自卫的意识也不许有了。他们的孩子在学校也受歧视，常常被辱骂、殴打。
    造反派冲进聂光达家的时候，刚巧他不在家，就把他70岁的老母亲李敬萱拖出来批斗。老人家是小脚，站在桌子上立不稳，造反派就对她拳脚相加。晚上回到家里，老人凄楚地问孙女：“他们为什么要斗我？”孙女聂崇伟说：“他们说聂家开工厂，剥削工人。”老人还是不明白：“不开工厂工人就没有活儿干，要失业没饭吃的，开工厂有什么错？”孙女还小，无法回答这个本来很简单、而那时却成了极为复杂的问题。李敬萱是晚清湖广总督李翰章（李鸿章的哥哥）的九小姐，思想开朗，知书达理，抗战前曾只身带着8个孩子和四十几只箱子去湖南避难，临终前留下遗嘱要求海葬，那时她已是96岁的老人了。 

李敬萱老人
　 

    任永恭是聂光琦的夫人，只因她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五六十年代，刘少奇、王光美和罗瑞卿、郝志平同志出国前曾在上海制装，领导要她陪同王光美、郝志平看衣料，找裁缝，配花边，“文革”中就成了大问题，被隔离审查好几年，女儿那时才9岁，每天为妈妈送饭……

生死线上

    聂崇志在“文革”之前就已经落难了。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因有一次暑假回家，在火车上跟同学谈起现在的牙膏不好用，过去的牙膏好用，刷得干净，“反右”时被揭发出来，成了右派言论，攻击社会主义等等。那时大学生划右派是有指标的，每个学校必须要完成，结果聂崇志不幸“中标”，成了右派，学业还未完成就被送到北京开关厂劳动。同时被发配劳动的大学生有好几百人。一年后，有人提出把他们遣送大西北，但被彭真同志（时任北京市市长）拦住了。彭真同志知道，这些人都是学业尖子，聪明得很，留在北京可以派用场。况且他也知道，那些“右派言论”也全是些天晓得的事情。于是他们就在厂里一直呆下去了。工厂是最讲实际的地方，谁有技术，谁能干，谁就有实际的“份量”。聂崇志凭他的智慧和毅力，很快成了技术革新能手，并且赢得了一位姑娘的爱慕。姑娘全家三代红，根红苗正，家里无论如何不同意这门婚事，而姑娘则非聂崇志不嫁，宁可与家庭断绝来往。姑娘最后还是成了他的夫人。按说戴了“右派”帽子还是可以“摘帽”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必须认真承认错误。右派们当然人人力争“摘帽”，早日获得精神上的解放。但聂崇志工作上不声不响，埋头苦干，“政治上”却不积极“要求进步”。厂里领导好心劝他：赶快认了错，摘了帽，这档子事儿就算过去了，以后可以正大光明地做人，可是聂崇志像头犟牛，别的事好说，叫我认错，没门！所以他的“帽子”直到“文革”后，全国统一复查反右问题时才得到改正，大学毕业证书也是“文革”后才拿到的。现在成了有名的开关技术专家。
    聂崇志还算碰上了好领导，聂光坻可就遇上麻烦了。他在北京一科研部门工作，被划成右派，其主要右派言论据说是一篇“愿有情人终成眷属”，为分居两地夫妇请命的文章，但实际上与家庭出身和在燕京大学及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时认识了司徒雷登不无关系。他更被认为“态度不好”又被关进监狱，最后竟冤死于狱中。
    聂光达是农科院的畜牧专家，为培育奶牛和猪的优良品种，长年在崇明和上海县农村奔波，取得的成果得到国家农业部农垦总局的肯定，还召开了全国国营农场现场会，要他介绍经验。可是到了“文革”，不晓得怎么会一下子冒出那么多“问题”来，被隔离审查达两年之久，家属也不许探视。直到林彪自我爆炸一个月后才放出来。那天农科院开大会，宣布他“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因此撤销隔离审查”。他由于过着与世完全隔离的生活，根本不知道林彪的事情，于是照那时的惯例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引起台下一阵哄堂大笑……
    想不到被隔离审查近两年的人，竟在1983年当选为第八届市人大代表，更未想到在1988年人大换届时，自忖必下无疑的他，又经市委组织部推荐当选为九届市人大常委兼财经委员会委员。
    “文革”中聂家被迫害致死的还有好几个人。九房的女婿瞿兑之，是聂其璞的丈夫，著名作家，前清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小儿子，古典文学研究的专家，生平著作甚丰，主要有《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中国骈文概论》、《方志考稿》、《汪辉祖传述》《李白集校注》、《刘禹锡集笺注》、《养和室随笔》、《 庐所闻录》等。在“文革”中，他的一个以前的学生在被隔离审查中胡乱攀咬，揭发他有攻击江青的言论，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3年冤死狱中。
    一崇字辈的青年，因被诬陷、批斗，实在吃不消了，竟自杀身亡。
    最惨的是四房的女儿聂光锡，在从济南到上海的火车上，竟被北京红卫兵的“南下兵团”用铜头皮带活活打死……

寒风中的三棵老树

    1994年夏天，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街头，出现一张中国画的海报。海报上乌云密布，寒风呼啸，一片黝黑的大地上，挺立着三棵枯枝老杈，相互支撑的老树，下署中国聂氏兄弟联合画展。当人们走进展厅后才明白，这三兄弟并非年届耄耋的老人，而是三个生龙活虎的中年人，然而他们的个人品格，已被生活锤炼得像老树一样遒劲了。他们是聂崇永、聂崇平、聂崇良。
    聂崇永是老大，原在厂里当工人，因为样样都表现得好，业余还为厂里做文化宣传，组织部门就准备发展他入党。可是当人们翻开他的档案，发现他是聂家之后，出身有严重问题，回头就对他说：“你没戏了，画你的画吧！”他的确从小喜欢画画，尤其是宠物，小狗小猫小鸟，到他笔下个个有了灵性。几十年后他在欧洲的一次画展上捧得一项金奖，画的就是一只猫，然而他是花费了大半生的生命，才挨近那只《猫》的。
    “文革”中祸从口出。一次全厂大会上他突然被揪上了台，关进车站路的第一看守所，十几个人挤一间15号囚室，里面有两个更加肆无忌惮的“活宝”，一个是王若望，一个是郁达夫的侄子郁兴致。开始大家还挺英雄气概，海阔天空地聊天，轮流讲故事，说笑话。王若望断言“小聂肯定没多久就会放出去的”，果真有一天他被叫出去了，说是回厂看材料。可是当他真的面对他的“材料”时，人一下子吓昏了，他被冠以现行反革命，判刑七年。回到第一看守所时，他已无资格回15号囚室了，被单独关入16号室。他想把自己的情况告诉隔壁的伙伴，可是两室之间只有放马桶处有意小洞相通。他就趴在洞口呼唤那头的人们。当15室的人闻知他的消息后，立即一片死寂，再也笑不出来了。那时他的儿子才5个月，年轻的妻子天天抱着孩子找工宣队，央求见一见丈夫……他后来在提篮桥关了十年，由于表现好当了犯人的大组长。他对笔者说：“我一辈子也没当上官，却在提篮桥当上了‘官’，”
    现年五十多岁的聂崇良，却有着两度“反革命”的生涯。第一次是在大跃进的年代，他才16岁，就随支援大军南下福建，在一家工厂当锻工。谁知在一次偶然的事件当中，他一夜间成了反革命，被押解到闽北深山里去伐木烧窑。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画画成了唯一的精神安慰。他不服，又无法忍受非人的歧视和折磨，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偷偷爬上了北上的火车，回到上海，东躲西藏地过日子。许多年后，才获平反。
    1963年，他21岁了，他不能永远衣食无着，于是再次离开上海，奔赴更加遥远的新疆，成为一名新疆建设兵团的战士，放羊、挖渠、打柴、种田，干活并不可怕，况且荒漠的尽头，有着内地人无法想象的原始景观，唐诗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恢宏景象，历历在目，那正是写生和创作的好机会。谁知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了，他第二次变成了反革命分子，与其他三十多人一起被关进土牢……八年监狱，望不尽的苦难。后来，他被送去劳动改造。他在重复着人类最原始的劳动时，上帝又为他开启了那扇艺术的窗户。
    夏天，他蹲在麦田里割麦，一阵长风吹来，厚重的麦浪起伏着，扬起一阵阵沙沙声，如烈焰般的色彩在风中翻滚闪动……打土坯是一项吃重而且单调的活儿，当他机械地重复这远祖的生存方式时，心灵又被震颤了，若干年后，他的《割麦人》在欧洲国际现代艺术大展中荣获银质奖；《打坯人》和《春天》，在欧洲奥特根文化中心国际画展中，分别荣获金鸡奖和紫铜奖。
    聂崇平也是一个“反革命”，“文革”十年在单位里监督劳动。他的长相颇带“湖南味”，人称“马脸”。其实他不仅外貌，品性也颇具湘军风采，胆子大，好冒险，爱打猎，好象没有他害怕的事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总喜欢在寒冷的冬夜去乡下打鸟，背起汽枪，驱车数十里路，有时带个伙伴、兄弟，多数是他单个儿出门。那竹林里冻得缩成一团的麻雀，打掉一个，其余也不知飞走，更往一起缩，一夜下来，少则几十只，多则上百只。每当凯旋的时候，他总有一种欧洲中世纪骑士的感觉。
    打鸟儿是行家，而打工则不行。1989年他报考了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要靠打工来维持生活和学业。他画画、打鸟儿动作十分麻利，而一下厨房就行动迟缓。那欧洲餐馆的装潢、色彩、人们的衣着、首饰款式，无不让他处处动心，这么一来，老板就不喜欢他了，常常是上午做了才半天，下午就被炒了“鱿鱼”。他说他并不偷懒，可活儿总干不好。
    一天，他把自己的作品搬上了街头，居然来买的人不少，能赚出好价钱。他喜不自胜，再也不需要去餐馆打工了，可以以画养画了。他在比利时完成了学业，又来到纽约，在那自由艺人的世界中耕耘、捕捉、闯荡。
    他的画亦中亦西，把东方的艺术语言融入了西方的现代气韵，把中国古老的传统观念，艺术地与西方世界对话，于是，就有了《落日心犹壮》，那种洪荒时代的人格精神。
    后来，他的画不断获奖，越来越好卖。他又把远在上海的两个兄弟的画一起推出，举办了聂氏兄弟联合画展。在设计海报的时候，他费尽心思：我们这苦命的三兄弟啊，现在总算抬起头来了，象什么呢？呵，有了！那正是寒风萧瑟中的、历尽沧桑的三棵老树！

永不低头的湖南人

    曾有人说过，中国人中湖南人最勇敢。不知此话的“正确度”如何，但是从现代聂家人的身上，却可看到一种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也许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把他们封尘多年的洋务细胞重新吹醒了，他们似乎比别的家庭更容易与国际生活接轨；在面对高科技的挑战时，他们中有很多人都做得很棒！
    聂崇山现在是美国很有名望的核能专家。他18岁就从交大毕业，19岁只身赴美留学。那正是49年国民党垮台的那一年，他手中的国民党政府发的护照很快就没用了，与国内也失去了联系，他成了个断线的风筝，最后的贵族。为了生活和学业，他到处打工流浪，美国各个州除了夏威夷之外，他全跑遍了，最后终于获得了麻省理工工程硕士学位，参加了波士顿宇航中心的阿波罗登月科研项目。阿波罗登月计划告一段落后，又转入波士顿石韦设计公司，成为核能技术专家，注册执照工程师。直到现在，美国一些核电站一旦发生问题，人们首先会想到请他前来“会诊”。80年代荣毅仁先生做为国家主席访问美国时，参观核电站的“节目”就由他负责接待、解说。
    四房聂光塏四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都在美国，四个儿子中有三个博士一个硕士（崇镒、崇锦、崇钢、崇録），除了崇镒从事石化科研，其他几人都是计算机技术的能手，有的还打入了英特尔公司。
    三房的崇泗、崇实，大学毕业后都是科研和教学部门的业务尖子，崇实在有机化学领域多有开拓，多次承接国家重要的科研项目。他们的二姐崇厚，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后，一直在外交部工作，直至退休。
    二房的崇嘉一直在高校任教，是我国流体传动及控制学科领域的著名教授之一，荣获国务院颁发的表彰“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证书和政府特殊津贴，被聘在本学科几个具有权威的全国性学术委员会中担任委员和常委兼液压技术委员会主任，曾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作访问学者，并多次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四房聂光坻的三个儿子(崇钊，崇钰，崇铜)由于右派父亲的牵连，只念到中专毕业。分别分配到贵阳，哈尔滨，西宁等地。尽管他们竞竞业业地做好本岗位工作，文革中也未能逃脱厄运。批斗、隔离审查在所难免。八十年代初他们在美国的母亲给他们办理了移民。拉家带口、身无分文地到了美国。依靠自身勤奋和过硬的电工技术，很快就立住了脚，不仅生活自足，而且子女们都受到了高等教育。
    崇字辈当中，还有崇正、崇训、崇立、崇怡、崇彬、崇真、崇伟等等，均是各自岗位上的好手。其中崇正是故宫博物院明清古画研究的权威学者；崇立是有线通信专业的专家。
    崇彬自幼患脚疾，出入医院达八次之多，腿上开过二十几刀。由于文革及脚疾的缘故，只在学校读到小学二年级，但靠着自学成才，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她八十年代末去香港定居，受聘于一家宾馆，从接待员一直升任总经理，并在39岁那年靠自学拿到了香港理工大学企业管理的大专文凭。1999年为了住院治疗越拖越严重的脚疾，她不得不辞去了宾馆的工作。但她是个不断拚搏的人，回沪休养期间，她坐着轮椅出任一家广告设计公司的总经理，今年又同时受香港一家出名的升学顾问公司委托在沪筹备分公司及出任经理。
    聂崇兴是六房聂光堉之子，暨大医学院教授，退休前任该院寄生虫研究室主任，著有三十多篇论文。聂光堉本身也是一位人物，他早年从美国MIT毕业，是湖南省的纺织、化工专家，湖南省政协第二至五届委员，中国致公党中央知识分子委员会委员。他于1999年4月去世，去世前曾为湖南族人编制族谱出了不少力。
    十房的聂光乐（现改名聂耶）1929年出生，解放后即考进华东军政大学，在南京军区工作多年，复员后在南京红十字会任办公室主任，现已离休。其子聂影（即聂崇影）1959年出生，南京林业大学毕业，留校执教为副教授，曾任该校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现为南京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其女聂理，1957年出生，现任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

用自己的方式叩响世界

    聂家出众的人才多得难以枚举。聂家的外孙、外孙女及外孙夫人当中，也出现了一大“堆”奇特的人才。
    瞿强立是聂家九姑太聂其璞的儿子，是我国桥牌界的元老，是目前在世的牌龄最长、桥牌著作最多的一位桥牌前辈。他18岁那年（1933年）尚在中学读书，偶然看到他的堂兄瞿同祖（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和杨开道先生（燕京大学教授，桥牌世界冠军杨小燕女士之父）联袂作战，对抗两位女士，对桥牌引起莫大的兴趣，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从玩桥牌到研究桥牌，继而参加各种比赛，又不断总结经验写出著作，不懈地坚持了六十多年。1960年上海卢湾区工人俱乐部举办桥牌赛，是为国内首次由官方举办的桥牌团体赛，瞿强立与其表弟周麒搭档，张去病与乌国英合作，他们四人组成铁马队在高手如云的四十余队中，以每场皆胜的成绩连续夺得两届冠军（此后停办了）。他的著作已有《桥牌入门》、《桥牌指南》、《桥艺菁华》、《桥牌技巧》等共20种，其中《桥牌入门》已重印了四五次，是中国印数最多的桥牌书籍。
    瞿强立对我国桥牌技艺的贡献，除了研究、比赛和著述外，还带出了一个“瞿家班”，他的儿子瞿泽方、瞿克师也成了桥牌技艺的好手，他们帮助老爸整理资料和著述，各自还另有建树。瞿泽方先与人合译出版了勃来克伍德的著作《桥牌打法》，后又独自撰写出版了《桥牌推理技巧》，以前常在报刊上发表桥牌文章，去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专题节目请他专门介绍瞿强立的桥牌新著。“四人帮”被打倒后，瞿泽方感到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立刻主动联系，与人合作翻译了计算机著作《软件移植》，并由北京科学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瞿克师则是上海市桥牌代表队的成员，为上海队夺取全国比赛冠军立过汗马功劳，目前定居加拿大。
    瞿强立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女儿，名叫瞿敬仪。她1969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被分配到甘肃省民勤县任妇科医生。粉碎“四人帮”后，她考取了中国医科大学协和医院（当时称首都医院）妇科专家林巧稚教授的研究生，毕业后留任该院外宾病房为妇科医生。1986年她作为交流学者赴加拿大深造，为期一年。导师让她在一难一易两个研究课题中挑选一个，并建议她挑选把握大的那个。然而瞿敬仪冒着一年后毫无成绩的风险，挑选了那个学术价值高但不容易有结果的课题。她买了一个睡袋，整月不出实验室，把一年的时间当作两年用，终于完成了这个遗传学方面的重要课题。瞿敬仪被医院聘任工作后，又利用业余时间取得了一个硕士研究生学位。她陆续成为几个国际医学会的会员，每年发表论文。她除了精通英语和法语外，又掌握了西班牙文。可惜她由于劳累过度，年仅52岁就患癌症去世了。
    周麒是聂家四姑太聂其璧的大儿子，也是我国桥牌界的杰出人才。在他身上，汇集了其母的热情、聪颖与其父的刻苦、严谨的双重品性，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后任上海交大教授，除了精于力学专业外，于桥牌、摄影、音乐、绘画，甚至烹调，都十分“老道”，当然桥牌是他第一爱好，而且真正“玩”出了“国际水平”。他在1945及1946年就曾获昆明校际桥牌赛队式赛和双人赛的冠军；当瞿强立先生于1946年在北京报端刊出桥牌难题，征求答案时，他这个小表弟竟一举夺冠。60年代初，周麒在上海队式循环赛中两度夺冠。他不仅牌技精湛，而且对于桥牌竞赛规则的掌握尤其出众，自1979年以来，多次担任全国比赛及国际大赛的裁判长工作。 
    1987年，国际桥联比赛的远东赛区（全世界共分六个赛区）安排在中国上海举行，中国桥牌协会派周麒主持其事，他出任裁判长，整个赛事安排得井井有条，受到了远东桥协主席邹文怀（香港嘉禾娱乐公司老板）、香港桥协主席徐展堂、会长蔡国雄等人的刮目，并将他推荐给国际桥联。此后，他又多次出任了国际大赛的裁判长，在国际桥牌界一举成名。1994年，国际桥联的作家协会（专写桥牌著作的作家组织，共四百人）举办征文比赛，写桥牌技巧，要有新意，用英文写，不得超过三个实例和750字。征文结果选出8篇最优秀的文章出版单行本，周麒的文章名列前茅。当时英国时报载文评价他的文章是桥牌的“经典著作”。纽约时报全文刊载了他的这篇征文，并且评论说：“1991年美国桥牌最大的进口，就是周麒到了美国！”周麒的桥牌著作有《忍让与规避》、《自然叫牌法》，最近又有一部著作，年底即可问世。
    聂家的孙媳妇中还出了两位不同凡响的女性，一位是著名美术理论家何振志（十房聂光址的夫人），另一位是京剧名票任永恭（颖华）（六房聂光琦的夫人）。何振志为上海美协理论研究室主任，著有《艺术—迷人的领域》一书，长期担任了文汇月刊和外国文艺月刊的美术专栏作家，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积极介绍西方艺术作品和艺术思想、流派，积极推进中外艺术交流与合作的有功之臣，可惜前不久在美国逝世。 
    任永恭女士是梅兰芳先生的入门弟子（1943年拜师），与梅葆玥、梅葆玖均相知甚深。她的娘家是个非常有趣的京剧大家庭，父亲母亲、外公外婆、兄弟姐妹甚至堂兄堂妹均会唱戏，遇有家庭喜庆佳日，动辄在自家花园里搭个戏台，就能大小粉墨登场。她的外公还是因为唱戏而突发脑溢血去世的。她的外甥从戏校毕业后，已与杨淑芯一同执教于洛杉矶京剧艺术学校。数十年来，她一直从事梅派艺术的研究和演出，在梅派票友中享有盛誉，同时热心向青年专业和业余京剧爱好者传艺，积极促进中外京剧艺术的交流演出，现任梅兰芳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剧协梅兰芳艺术研究专业委员会领导成员、上海文史馆馆员。
    聂家的故事，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祖孙四代人的沧桑经历，似是讲完了，然而又没完。这一是因为他们各自仍在创业，仍在编织着故事，二是因为他们的“抱团”。他们不象有的大家族那样，多少年来互相已“老死不相往来”了，相比之下，他们的“乡土观念”要强得多，你帮助我，我提携你，海外有人来就常有宴会，海外没人来也相互拜年。他们老老小小，至今都能操一口流利的湖南话，当年俞扬和被日本飞机击中跳伞后，还不是一口湖南话救了他的命吗？听说聂家又有海外来人了，他们相邀到湖南老家去，虽然老家一个人也不认识了，他们却执意要去认认那片土地 …… 
    如此说来，这帮湖南人，走遍天涯也没改掉湘军的脾性棗勇敢、正直、团结，又有些恋旧。但是，有更多的聂氏后人，秉承了聂氏勤、俭、严、学的家风，在改朝换代祖荫荡然无存的境况下，勤奋向学，钻研努力，建树于各行业，开枝散叶在五湖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