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上海滩》2000年7月号   作者：宋路霞

黄浦江边的聂家福地

    黄浦江在上海地图上走了个“3”字，曲曲而北。在它绕过陆家嘴折向东去的北岸，即现在的许昌路、杨树浦路、辽阳路、霍山路一带，从前是个很有名气的地方，因为清末有一任道台（相当于上海市长）的家园及其主要的私家企业，均坐落在此。
    道台名叫聂缉椝（字仲芳，1855-1911），湖南衡山人，是曾国藩最小的女婿，又是李鸿章在沪大办洋务时的得力干将，是晚请上海史上较有作为的一任道台。在沪期间，他先是受到两江总督左宗棠的重用，于1882年担任晚清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会办（副总经理），继而又升任总办（总经理）。在任八年，期间适逢中法战争爆发，他主动联络水陆各军，以水雷加强上海港的防务，昼夜巡逻不殆，沪上人心乃安。他又延请傅兰雅等西方技术顾问，大量翻译西方科技类书籍，仿制西式武器，尤其是阿姆斯特朗后膛炮及保氏钢甲军舰的仿制成功，大大加强了清军的战斗力，有力地保证了前方所需军火的供应。中法之战中国获胜，他的名声亦为朝廷上下瞩目。在他的主持下，这个连年亏损的“国营特大型企业”还甩掉了连年亏损的帽子，扭亏为盈，他卸任时还盈余十几万两银子。
    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国荃继续看好他的才干，在晚年两次举贤不避亲，以“才大心细，精檄廉明，为守兼优，局量远大”等语，向朝廷保奏这位亲侄女婿。不久，聂缉椝又荣升苏松太道。至此，从他走出湖南衡阳起凡14年间，已从一个湖南滇捐局的帮办，步步跃为华洋杂处的上海滩的“党政军第一把手”，位列封疆，可谓一路青云，成为湖南聂氏大家族中，最大的“高干”。
    这片地面上有两处聂家花园，一处在霍山路（旧称威赛路），俗称“聂公馆”，是聂氏早期在沪的家园（更早一些时住在江南制造局内和上海道道署），方圆不足三亩地，据说绕有亭台之胜，可惜现已成为历史的过眼云烟，只见高楼拔地而起，直逼云天，已是教苑宾馆和霍山路小学的所在地了。只有大门口花坛上堆积的几块太湖石，据门房间的老师傅说，那是当年道台花园的旧物。
    另一处是在辽阳路亚明灯泡厂的马路对面。长长的一条街面，南达惠民路，北接霍山路，面积足有几十亩地，现已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各式民居。而当年里面只有五幢旧式三层的红砖房子和一个网球场。所有的亭台、花园和池塘，都用高高的竹篱笆圈围着。篱笆的尽头是一家香烟厂，男孩子们调皮，在篱笆上掏个洞，可爬到香烟厂去偷香烟牌子。大些的孩子喜欢打篮球，所以网球场又可用来当篮球场用，以至于后来竟诞生了一个“崇德”聂氏家族篮球队，常在报端登出赛事。近年聂家有一外孙女名张心漪（台湾前财长费骅的夫人）在海外撰文回忆说：“外婆家永远是一座美丽的迷宫，那里有曲折的小径，可跑汽车的大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石板桥，金鱼游来游去的荷花池，半藏在松林间的茅草亭，由暖气养着玫瑰、茉莉、菊花、素心兰的玻璃花房，小孩子随时可以去取葡萄、面包的伙食房，放着炭熨斗和缝衣机的裁缝间，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三层楼上两间堆满着箱笼的‘箱子房’……”由此可知，这是一处中西合璧的、相当现代的海派园林，这是在聂缉椝之后，他的三儿子聂云台主持家政时的杰作。他把聂氏家族在沪的近百口人均安排于此，每天大门口车马成群，冠盖如云，男人们忙于做生意、办企业，女人们忙着陪婆婆，上教堂，管孩子，串门子。辛亥革命前后的几十年间，是聂家最为兴旺发达的一段时期。
    现在这儿的花木、竹篱笆自然早已不存，而那五幢红砖房子居然依然完好无损，只是风光不再，旧燕未归，只能任其七十二家房客的“新旗”上下飘扬了。
    花园南侧不远的黄浦江边，屹立着当年聂家的骨干企业：恒丰纱厂（解放后改为第三丝织厂，现又改为XX公司），数十亩江边滩地上，有五组雄伟的厂房，中心地带一组“长”着锯齿般的房顶的红色平房，据说是该厂最早的一批厂房。现在人们走进车间，迎面依旧机声隆隆，盈尺之内对话亦需大声喊叫。这原是清末最早的大型纱厂之一。
当然，从聂家花园里走出的名人亦不少，除了道台大人之外，还有他的妻子曾纪芬（世称崇德老人，曾国藩的六小姐，聂氏家族的精神楷模），他的三儿子聂云台（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恒丰纱厂总经理），六儿子聂潞生（恒丰纱厂中期总经理），孙子聂光堃（聂含章，恒丰纱厂后期总经理），四子聂其炜（中国银行协办、中孚银行行长），七子聂其贤（清末湖南武军司令官、武字黄统领、省防守备队司令官），女婿瞿宣颖（瞿兑之，著名作家、古典文献研究学者、前清军机大臣瞿鸿機之子），女婿周仁（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上海科技大学名誉校长、中科院冶金硅酸盐研究所所长），媳妇李敬萱（李瀚章的九小姐）……

曾国藩慧眼识快婿

    聂家原本清代衡山望族，以三代进士、两代翰林，以及乐善好施知名远近。
    其祖先乐山公（聂继模）在清初天下初平时，还仅是衡山城西一家小中药铺的老板，但他教子有方，本人诗书终生不离手。他以下三代连出三个进士，继而功名不断。他本人所做的《诫子书》被收入《皇清经世文编》。按说这是部专收清廷高级文武官员著作的大部头书，而他以一布衣身份亦能跻身其中，足见其名声不凡。其次是他的善名，他有个自我规定，每月初一和十五实行义诊，不仅对来店抓药的贫民义诊，还主动去县监狱为犯人们义诊、送药。后来他的儿子当了陕西省镇安县的县官，他老人家80多岁去陕西看儿子时，仍不忘老传统，仍在初一和十五去该县监狱送诊送药，也许他认为清廷所关押者多为穷人的缘故吧，可见其为犯人们服务是终生制的。
    聂缉椝的父亲聂亦峰亦为进士，并点了翰林，散馆后外放广州各地当县官，长达30多年。他继承其祖先的乐善好施的传统，每到一地，总要捐助建育婴堂、牛痘局、清节堂（为清苦寡妇而设）、宾兴馆（资助贫士考试而设），这些善举深受当地百姓称颂。作为当时湘军首领的曾国藩决意把满女（湖南人称小女儿）嫁给聂家的，还是因为聂家老太爷秉公办事，亲自制止了一场血洗事件的义举。
    同治九年（1870年），聂亦峰在广东新宁县当县官。这个县的西村是个大村，只有两个姓氏，即余姓和李姓，二姓比邻而居。余姓有丁口约万余，而李姓有丁口约二万。然而余富李贫，余族出举人、贡生、监生很多，还有两三个人在外省做官。而李姓人家只知耕地种田，文武两庠绝无一人。可能是由于山水地形的关系，李姓人家出入总要从余姓人家的地皮经过，世有俗嫌，因此两姓之间就常有“荫注砍伐诸事涉讼公廷”。每次打官司，总是余胜李败，大概与官府里有没有人大有关系。
    这年李姓中有个叫李鸿钧的，因在省城开设制糖作坊赚了钱，花钱买了个武科举人的第一名，第二年因病要回家乡。李氏家族因从来没有科举上的光荣，这回来了个武举人头名，被视为为族争光，于是大开祠堂，盛设仪仗，龙灯鼓乐，迎之归祠。孰料途经余村时惹起余姓的嫉妒，余姓人围上来设法阻扰。他们先是诡称“贵人骨重”，需用一杆秤秤其斤两，竟从轿子里将李鸿钧拉出来，捆入竹筐内，挂上秤钩，然后把一只狗牵来作为秤砣，并且将之高挂在三只木架上，大庭广众之下加以凌辱。一时笑声震天，然后一哄而散。当时李姓人家的大队人马正集中在李姓祠堂里，兴高采烈地等待轿子到来，忽闻此种暴行，一时群情激昂，火冒万丈，拿刀动棒，冲入余村，决一死战，竟酿成空前惨烈的大械斗。余姓死者七百余，李姓死者一千二，尸横河岸，十三里许，腥血污秽，河水皆臭……这么一来，李姓积恨未申，徒逞血气之勇，不仅旧仇未报，死者反而倍于余姓。而余姓自知理亏，深恐官厅追查，于是汇集了30万元至省城运动，由一古玩店老板柯老六，转托当地制军瑞麟的门丁诸天章，上下行贿，反告李鸿钧谋反。瑞麟制军拿到贿赂，遂派出地方官聂亦峰与水师统领黄某，率部队前往围剿李姓。令下三日，瑞麟又增派部队包围了李村，一场更大的惨案迫在眉睫。
    聂家老太爷聂亦峰是多年的地方官，当然明知个中原委。他大义凛然，亲自到第一线，说服各路将领万不能开枪，不许部队擅入李村；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叫李鸿钧出来到案陈诉。俟李氏一到，即刻真相大白。然而瑞麟制军令下不容改变，一再下令围剿，而聂亦峰五次抗命不从，坚定不移，宁可罢官回家。事后他真的在家闲居了两年，而那场灭绝李姓的围剿终于被制止，余李二姓的积案亦未刑一人而得了结。
    ……这个事件传入曾府令曾国藩大为动容，于是决定把最小的女儿曾纪芬许配聂家，广东巡抚蒋以沣亲自为之提亲。聂家公子聂缉椝长得一表人才，生平好经世之学，虽无科举之名，然秉公办事，乐善好施酷似乃父，正是曾家意中的女婿。只是当时曾老太爷已经病重，未及看到满女成婚。1875年，聂缉椝和曾纪芬在曾国荃的主持下，结为伉俪。

多事之秋的海上地方官

    从1890年到1911年清廷覆没，因晚清政局的动荡，上海道也走马灯似地更换，20年间竟换了17任道台，平均一年多换一任，最短的任职期仅一个月，而聂缉椝任上海道在1890至1894，四年整，是为任职期较长的一位，仅次于他的一个老乡袁树勋（海观）。
    然而这几年正是多事之秋。他一上任就碰上了他的老土地，江南制造局2000多工人的大罢工。原因是新任总办刘麒祥将每天工作8小时延长为9小时，工人们不干，于是罢工。新任道台面对新任总办及2000名旧属，真是左右为难，只好两头做工作，最后以总办这头允许增加饭费为条件，终于使工人们恢复了上工。
    1890年，座落于黄浦江边杨树浦一带，占地300多亩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总算开工投产了。这家清末最早的官督商办的机器棉纺织厂，经过十几年的反复筹备，吸收公款及商股共一百万两，拥有530台织布机，雇用工人4000名，终于开门大吉，开始赚钱了。谁知好景不长，开工刚两年，一场大火把厂子烧得个精光。北洋大臣李鸿章忧心如焚，急责盛宣怀到上海，会同聂缉椝抓紧重建。盛宣怀出政策，允许中国商人开办纺织厂（在此之前只许官办和官商合办），条件是出纱一包，捐银一两，直至把织布局的官款赔清为止。聂缉椝负责具体落实，南北舟车，千辛万苦，终于在大火后不到一年，在旧厂基上又开新局，建成了华盛纺织总局。这个新厂有织布机1500台，纱锭六、七万枚，规模大大超越先前，加上裕源纱厂和华新纺织总厂的纱锭，使上海拥有了近10万枚纱锭，约占当时全国的76%。
    不多久芜湖又出教案。当地农民烧教堂，掘教士坟冢，暴尸于旷野。当地官员把为首的农民抓了起来，但法国主教不满意，串通法国领事向清廷施加压力，不仅索赔巨款，还要划出两块地皮，归其永久性使用。事在安徽久议不决，两江总督移案至沪，请聂缉椝来解决这一难题。聂道坚持款可赔而地决不可给，因此例一开，后果不堪设想。西洋各教在国内传播甚广，各地屡有教案迭出，如任教主漫天要价要地，日后岂有中国人立足之地！于是援中外此类案件处理惯例与法国领事磋商，据理力争，终于以2500两银予以了结，法国人无如不可。
    他任职沪道的最后一年，又撞上了甲午海战。他原本于1893年已升任浙江按察使，将去赴任时，前任沪道邵友濂奏请朝廷，认为海防吃紧，台湾方面战事将一触即发，上海为供应、运输饷械之战略要地，绝非平庸之辈能够胜任，请求将聂缉椝继续留位，务必保证台援为要。当时邵友濂任台湾巡抚，正在积极作战争的准备。况且沿海一带几为日本船只所封锁，海道艰险，聂缉椝亲自部署严加防范，将江南制造局生产的种种军械，源源不断运到台湾。第二年战争果真打响，浙江全省戒严，浙江巡抚廖寿丰急电上海，要聂缉椝立即前去赴任，督办海防……
    甲午战后和议已成，苏州和杭州成为新的开放城市。朝廷命他督办杭州通商商务条约，他在谈判中力争捕房、管路完全主权，使各国列强无计可施。然而 苏州的商约却经岁未决，清廷又命他为江苏布政使。浙江巡抚廖寿丰见他要走，又急忙秉奏朝廷，请求留他署浙江布政使……于是，浙江、江苏、安徽，他已“三权藩篆”矣。

“聂家子孙再也不要做官！”

    俗话说树大招风，聂缉椝官做的大了，在战争时期或是国事繁难的时候，有朝廷的重托，无人敢以诽词。然而天下已定，风调雨顺，各种内部矛盾就会渐趋表面化，至使聂大人盛极转衰，大受其害。
    十九世纪末叶，聂缉椝正在浙江巡抚任上。浙江一省担负了战争赔款每年达百万元，不堪重负，于是动脑筋开发财源。他发现铸制铜元获利甚厚，于是剔除各种杂乱货币而以颁布新型铜元为流通货币，一年下来，居然赢利上百万。
    此时，浙江有一巨商高某，仪仗财势，胆大包天，居然把浙江金华、衢县和黄岩三地的矿产私自售给意大利商人，又通过官府中的种种关系，买通商务局委员，窃取了商务局的关防大印，作为官府已批准的证据，而实际上商务局的总办并未知晓此事。矿产卖出后，高某大获其利，引起浙人哗然，群起争执，并派出代表与意大利人同上北京，告到总理衙门交涉。朝廷下令由浙抚聂缉椝查办。
    高某为浙江豪富巨族，神通广大，与朝廷某大员属儿女亲家。聂大人调查此事颇费周折，后来终于弄清了事情原委，秉直呈报，揭出此中重重黑幕，然而那贪官也不是好惹的，继续制造假象，欺骗舆论和朝廷，聂大人屡次予以据理驳正。结果，朝廷宣布废除高某与意人的商约，把商务局总办另案革职，高某亦受到查处，谁知此一大快人心之事，却成了日后的祸根。那帮黑势力想方设法要把聂台整下去，以报一箭之仇。
    1906年夏天，聂缉椝自觉心神疲惫，精力不支，两次奏请回家休息，然而朝廷不准。
    八月，御史大夫姚舒暗中收集了密报，向朝廷参他一本，说他在铸新铜元过程中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于是朝廷下令查办。奇怪的是办案人员并没有查出他的舞弊营私的证据，拖至数月，仅以任用私人回禀朝廷，所谓查无实据，然而仍罪不可赦。朝廷一向重用、信任聂缉椝，这回不知被什么风吹斜了耳朵，遂下令将他开缺，即去职回家。
    聂缉椝一方面阿弥陀佛，“欣然色养”，总算可以逃脱官场世纲，可以回家休息了；另一方面觉得自己一生尽忠朝廷，最终却被所诬，如此灰溜溜地回家，实在意气难平。于是告诫其子孙：“聂家子孙，以后再也不要当官！”

亦工亦农的治家方略

    聂缉椝毕竟出身于忠厚的诗书之家，从小受的是农业中国的传统熏陶，对泥土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官场上呆久之后，就更加厌恶都市的尘嚣氛围，所以一旦有了一些积蓄之后，他便要回到老家去，置办农田，种稻种棉，过几天清闲日子，而把上海的产业交给他的三儿子聂云台和四儿子聂其炜去打理。
    回老家置办农田也是需要资本的。这个原始积累的基地，仍是在上海，主要靠恒丰纱厂。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厂始终是聂家的命根子。直到现在，聂家还有好几个人在该厂拿退休金。
    聂缉椝在湖南长沙建有很大的宅院。而在上海，最初住在江南制造局厂区内，后来可能为了照应恒丰纱厂，才把住宅建在该厂附近威赛路（现霍山路）。他没有眼红租界内的繁华，家眷在他生前，大部分时间还是住在长沙，所以威赛路上的住宅仅有“巴掌大的一块”。在沪上豪官巨贾纷纷看好租界，并且向西部发展的时候，他仍老老实实地呆在原地。那时盛宣怀和邵友濂的家园选在静安寺路，花园大得可以踢足球。李鸿章之子李经方的住宅亦从安庆路迁到了西区华山路；李经羲则筑庐跑马厅以西，现在是62中学所在地；刘瑞棠、陈夔龙等封疆大吏亦在公共租界建有豪宅。相比之下，他那三亩地，直如一座小土地庙。
    然而他的工厂在他的儿子手里办得挺出色。在最初朝廷尚不许私人经办纱厂时，他就采取“附股”的形式，“附”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上，取名华新纺织总厂，亦属于官商合办的性质。1888年在李鸿章的支持下，由当时的上海道龚照瑗及以办盐务起家的大财主严信厚（字筱舫）筹办。聂缉椝是1890年当上沪道之后参加进去的。于1891年开工，资本45万两，至1893年，已发展为拥有纱锭15000枚，织布机350台的大厂。当初作为官商合办的织布厂，已有上海织布局在先，那么为什么还要另外再办一个官商合办的织布厂呢？现在从“商”的一方的投资者来看，其更象一家由地方高级干部投资的“三产”，名义上是“附股”，而实际上是独立的，大概是李鸿章给这些“割头兄弟”的一种照顾吧。
    这个厂在甲午战争之前营业情况较好，甲午战争之后，受外商纱厂的竞争和挤压，开始连年亏损。1904年，聂缉椝派出自己家的帐房先生汤葵生，由汤葵生及聂云台用复泰公司的名义租办该厂，情况才有了好转。谁知第二年汤葵生就去世了，大权就全归聂云台掌握。聂云台雄心勃勃，重新改组复泰公司，用借来的巨款买下了该厂三分之二的股份。1909年租约期满，他再次向私人贷款，其中向袁海观（亦任过上海道）就借贷5万。买下了全部股份，至时使该厂成为聂家的独资企业，并改名为恒丰纺织新局。然而聂家欠下的袁海观的钱，直至聂缉椝去世前一年才还清。
    聂家在湖南老家买田的气魄并不下于在上海买厂。1904年，聂缉椝用华新纺织新局的盈利，在洞庭湖边大规模地围湖造田。先是在南州淤田地带买得四万余亩，又陆续收买邻近刘公垸一带的湖田一万余亩，组成了聂家的领地：种福垸。这片湖田东西长十六华里，南北宽十华里，总面积达五万余亩，可称一个超级大庄园了。可是新围起来的湖田，秋冬季看起来挺好，一到夏季湖水暴涨，弄不好就遭了淹，所以必须高筑堤岸，年年加固。盛夏季节各处都要派人巡堤以防塌方，所以虽然在年成好的时候，能收租谷五六万石，收棉花一万多斤，然而用于修堤固堤的费用亦非常之高。到抗战的时候，种福垸的堤坝上已高出湖面十米，宽度可跑小汽车了。由于租种这些土地的农民亦住在这片土地上，为安全起见，聂家又组织了“保警队”，有武器装备，某种程度上，这五万亩湖田已成了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
    或许是聂家老太爷有先见之明，这个种福垸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确实给聂家子孙带来了福气。他们一旦在上海的生活有了问题，或者碰上了战乱，他们就会很自然地向这块根据地靠拢。抗战时期上海的聂家子弟卖掉了辽阳路的大花园，有的躲入租界避难，有的就躲进了种福垸。那时种福垸里甲鱼横行，在场院或田间小径上随时可以用脚踩住它们的背壳，抓回来煮了吃。至今聂家的子孙们还有人说，聂家的老人们大都高寿，曾纪芬活到90岁，李敬萱活到96岁，曾宝荪活到94岁，现在还有一位住在万体馆附近的聂家老人亦是90多岁。活到80岁的根本不稀奇，大概就是当年在种福垸里吃甲鱼吃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