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现在见到的这张恒丰纱厂的股票发行于1946年。抗战胜利后，恒丰纱厂被视作敌伪产业，被经济部在沪设立的特派员办公处“接收”。1945年年底，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飞沪视察后，颁布处理敌伪产业条例，其中有一条这样规定：“凡工厂被日寇强迫合作的，如能提出确切证件，即可申请发还”，并随即在沪成立“敌伪产业处理委员会”及“敌伪产业处理局”。聂家利用各种人事关系，以聂云台个人名义，向上述机关申请发还。1946年3月底，敌伪产业处理局及经济部特派员办公处先后批示：“恒丰原有的厂产准予发还，唯恒丰收受日方资产作价找款日金829,653元，连同聂家售给大日本纺织会社的股票2,250股所得日金964,653元，应按照收受时汇率合当时法币，再按目前指数折合应交法币1亿8千万元，限一个月内缴清。”

    聂家的经济自从抗战以后逐渐困难，法币1亿8千万元当时相当于1000两黄金，对聂家的经济实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当时，聂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可以通过借款的方式，措筹18,000万元和企业所必须的生产资金；另一种认为可以招纳外姓的股子来解决资金的困难，最后决定采取后一种办法。

聂家最初考虑招请浙江兴业银行来投资，但是浙江兴业银行无意于此。聂家就另行研究，认为吴锡林和吴伯年是最适宜的对象。吴锡林是恒丰多年来有深厚交易的特约批发商。吴锡林和吴柏年是叔侄关系，当时已拥有相当实力。聂家认为他们二人忠实可靠，相知有素，于是通过家庭会议，正式招请吴家合作入股。

聂家招请吴家入股，也经过一番曲折的谈判过程，1946年4月15日，聂家和吴家正式签订合作契约，于是恒丰纺织新局改组为恒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新公司的董事长是聂云台，董事六人：聂含章、吴柏年、吴锡林、聂慎余、徐国钧、聂永修、聂光在、俞大维。总经理：聂含章，经理：吴柏年。这张股票就反映了这一段历史。

    我得到这张股票也有一段故事。一个多月前，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得知家中曾有一位聂宜昌先生来访，他自称是聂家的远房亲戚，族名聂光迪。他有一本抄家发还的照相册，他以为是从聂潞生家抄去的，错还给他了，于是他跑到长乐路长乐新村，准备寻访六舅爷爷聂潞生或他的家人，以便物归原主。长乐新村早已没有聂家人居住，结果他在那里遇到一位84岁的老太太，那位老太太自称三、四十年前在我们家洗过衣服，知道瞿家与聂家是亲戚，并且还记得我们家的地址，居然自告奋勇地带著这位聂先生找到了我们家。

    过了些日子，我根据他留下的地址和电话前去拜访。这位聂先生告诉我，他的祖上是任军职的，因粮草被太平军劫去而获罪，脸上刺印，于是他们这一支离开家乡，于咸丰年间迁到上海。聂中丞公任上海道台后，两家又认了亲。聂宜昌先生的父亲在慎昌洋行任高级职员，与三舅爷爷聂云台常来往。他说他常去常熟路十一舅奶奶家，听十一舅奶奶讲过不少聂家的故事。

    我发现那本准备归还聂家的照相册并不是聂家的，照相册里的人我都不认识。这位聂先生的父亲曾在棉纺公司任职，是棉纺系统的造反派到他家抄家的，的确有一些从六舅爷爷家抄去的照片和资料还给了他。例如我看到有两页被撕散的照相册，上面不但贴有安姑姑聂光琛的照片，还贴有别人的照片，上面写着：“安姐惠存”。

    在我准备告辞的时候，他送给了我这张恒丰纱厂的股票，这当然也是抄家归还物品中的一件。我把它扫描后放到网页上，让没有机会亲历恒丰纱厂那段历史的后辈也可以看到恒丰纱厂的股票是什么样子的。

在网页《前辈墨迹》栏目中也有一张恒丰纱厂的股票样张，那是聂崇斌两年前去恒丰纱厂探访时一位恒丰纱厂的老职员送给她的。那张股票曾被当作自己装订的拍纸簿的封底，因此上面裁掉了一条，右面还有两个大针孔。股票上有“聂云台”和“聂含章”的签字，因此当时我把它归于《前辈墨迹》栏目。